緊接著《鋪花的歧路》，1979年6月，馮驥才很快又發表了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說《啊！》。《啊！》的現實主義批判力量更見強烈。它沒有寫看得見摸得著的血和淚，它把筆力集中投向人物的靈魂和感受之中，進而從感覺上回複“文革”期間那特有的精神恐怖氣氛，讓人在精神的震顫中認識那個罪過的時日。“文化大革命”中的“清隊”運動初期，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組研究員吳仲義因為一封家信一時不知去向而心神不安、憂心忡忡，生怕由此招來什麼不幸。吳仲義的這種不安情緒沒有逃過“運動專家”、“整人能手”賈大真的眼睛，他及時地抓住這個機會，連蒙帶騙，詐語惡行，終於使吳仲義的靈魂歸於轟毀，主動地投向賈大真設下的羅網，陷進一場可怕的政治漩渦，受盡了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半年後，當他曆盡苦難回到家中，發現那封信原來粘在了臉盆底上時，吳仲義頓時呆若木雞，不禁發出7撕裂人心的“啊”的聲音。“《啊！》的故事情節純粹是虛構的。”可是，馮驥才卻通過他高超的藝術才能，用一個“純粹虛構”的故事真實具體地反映了一個特定曆史時期內的生活情形。《啊！》在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獎活動中獲獎，正是讀者和文學界給它的正確評價。
這個時期，馮驥才的創作力好像到了不可抑製的境地似的，他的小說作品不光數量多，水平也高。除上麵兩部中篇外，他還著有短篇小說《雕花煙鬥》、《正義的感召》和中篇小說《鬥寒圖》、《我這個笨蛋》等作品。《雕花煙鬥》有評論家說它有點像寓言，但它終究還是小說。這個精巧的短篇在細致描寫畫家同老花農的交往及其不斷的變化過程中，淋漓盡致地畫出了畫家和老花農兩個不同的靈魂。畫家較之老花農也許多了些知識，可在他的身上不無世俗之氣。在他落難的時候，老花農熱情地接近他、關心他，結果他卻用一個比較次等的煙鬥搪塞了老花農對他的期求。他的處境剛有一點好轉，就把老花農置於腦後，熱衷於恭候那些官職不同的頭頭腦腦人物。他再次落難時記起了老花農，可惜這時老花農已離開人世，留給他的還是那一腔的情誼。同畫家這種起伏不定的感情比較起來，老花農的感情是多麼的純樸高尚，他外表雖然粗疏木訥，可他貧賤不移，始終如一，內心是熾熱和明淨的。對於人生、對於藝術美的理解，畫家和老花農盡管各不相同，但卻自有道理。《雕花煙鬥》像一幅畫，也像一首詩，深沉清麗，韻致抒情。它在特殊的社會情境中表現人們關係的變化，又在人們關係的變化中顯示社會生活，結構嚴謹，構思奇妙。《正義的感召》描繪一個軟弱的靈魂在正義的感召下得以升華變得勇敢堅強的過程；《鬥寒圖》敘寫一個剛直不阿的畫家麵對無恥的誣蔑和陷害巧妙鬥爭的情形；《我這個笨蛋》則懷著一種憐惜之情記述了一個知識分子在世俗和不正之風麵前的無能和狼狽。這些作品盡管各有所長，但較之《雕花煙鬥》和《啊！》畢竟還是略遜一籌。自然，讀者和評論界也把當年的優秀短篇小說獎送給了《雕花煙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