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原來是在分母上，難怪知識越多，錢越少。結論是，越沒有學問，越可以成為大款。從越來越多出現在香港、巴黎和紐約鬧市的那些來自神州的財大氣粗一身陋習的大款們的表演，就足以根據歸納法證明“彼得羅定理”不假。
盡管這隻是個玩笑而已，但卻是個認真的玩笑。
實業與空頭
科技是功利的。科技常常和工農業等生產緊密結合在一起，通稱為實業；意思是，實實在在創造出物質財富可以利國利民的行業。
工農業等產品，須通過市場抵達消費者手中，作為中間人的市場從中索取費用也是正當的。在這種運作的初期，工農業等生產方麵是“主”，服務的市場是“仆”。但很快隨著社會不斷的商業化，特別是市場經濟原理越來越被某些所謂的經濟學權威們絕對化——有人已經把它譏之為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這種主仆關係就被顛倒了過來，“市場”成了主導，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平也變得越來越嚴重，產品或財富的創造者們所得到的回報變得遠遠低於“中間人”或“皮包公司”所搜刮的利益。
在美國普通超市裏一個五美元的西瓜——當然在美國絕對不會有5美元這個價格的，隻可能是4.99美元，這也是“市場”的發明——據說種它的農人所得還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說，勞力和成本付出最多的生產者，所得的僅僅是很少的一部分。以本人所從事研究開發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產品為例，其市場價和出廠價的比例甚至可以高達七比一之巨，中間層層環節上的一個個巨鱷們都張著血盆大口，把近百分之九十的利潤卷走。既然如此，那麼當市場出現危機的時候，主要的責任自然也就不在生產者一邊，而應該歸咎於鯨吞了絕大部分利潤的“市場”。真正貪婪的不是生產者，是“市場”。
不過，無論市場如何專橫，分配如何不公，隻要工廠還正常生產，農場還正常種地，大家都正常上班，那麼世界無論如何還不至於會一夜間就垮了。然而，“一夜間就垮了”的大戲卻發生了一次又一次。最早上演的“悲喜劇”就是三百多年前荷蘭那場“鬱金香的瘋狂”。
原來，這都是“金融”這個“空頭”惹的禍。
金融在當代的世界經濟中扮演著更大的反仆為主和本末倒置的角色。一個金融高官的年薪可以是美國總統的十到三十倍，金融界一個小職員的年薪也是大學教授的好幾倍。金融的最大罪惡，就是不擇手段地投機，不斷地製造大大小小的泡沫，以泡沫經濟的虛假繁榮來製造更多的泡沫。正是這泡沫的破滅，使得經濟一夜間掉入深淵。
在全球化網絡化的知識經濟時代，真正的江洋大盜們已經不再是那些破窗撬門的鼠輩，而是西裝革履博士頭銜的大亨；他們的橫財還是“堂堂正正”，取之有“道”。
自由放任，惡性競爭，專橫霸道的極端市場經濟，盡管在一定的時期內能夠帶來經濟的繁榮和大量財富的積累，卻暗藏著殺機，更帶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道德危機。在這個以金錢財富主宰一切，過分膨脹了的市場經濟社會裏，車爭險道，馬騁先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勢必會把不少人攪得頭破血流。
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們隻知道把亞當·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國富論》（《OftheWealthofNations》）捧若聖經，卻偏偏熟視無睹他的成名作恰恰是《道德情操論》（《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這位和伏爾泰同時期的蘇格蘭啟蒙倫理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其實早就預見到財富積累過程中可能帶來的道德危機。他的理想是，經由市場繁榮帶來的富國裕民，必須與道德的維係、提升以及社會的和諧相一致，兩者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