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算起正好是一百年前的1888年，維也納為貝多芬和舒伯特舉行了隆重的遷葬儀式，把他們的靈柩從沃林公墓遷至中央公墓32A的名人墓區。在遷葬的過程中，當局曾打開過貝多芬的棺木對遺骨進行過整理，同時也取出了一些頭發樣本。這些樣本對研究貝多芬的病因和死因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勃拉姆斯墓碑的浮雕頭像右手托著腦袋，沉於樂思。
當把莫紮特當作“經典”的典範時，“經典”意味著“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意味著優美高雅，如行雲流水。勃拉姆斯則和莫紮特的“外向”完全不同，他的音樂很“內向”而含蓄。這算不算“經典”？勃拉姆斯給了我新的啟示。清末詞人況周頤在他的《蕙風詞話》裏曾提出填詞的三要素：即詞必求“重、拙、大。”該美學觀點也很適用於勃拉姆斯。如果說莫紮特是“universal”（普世型），絕大部分愛樂者都會喜歡，那麼勃拉姆斯則為“characteristic”（特征型），隻有較“深沉”的愛樂者青睞於他；這同鑒賞能力沒有必然關係。誰敢說柴可夫斯基缺少鑒賞力？可老柴就是不喜歡勃拉姆斯；他們之間曾經見過一次，卻“話不投機半句多”。這是性格使然，氣質使然。
勃拉姆斯的右邊長眠著他的好友約翰·施特勞斯。勃拉姆斯和施特勞斯辭世的時候，貝多芬和舒伯特已經遷葬到此，所以他們應該是直接被安葬到這裏的。
頭頂上的星空
準備離開，回到貝多芬墓前告別。
腦海裏響起了他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op.61，1806）第二樂章的《廣板》（《Larghetto》）。時間似乎倒流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個星光燦爛的夏夜，在上海西區一幢石庫門房子三樓的陽台上，一架老式的手搖唱機正邊搖邊放出貝多芬這首名曲，那是海菲茨獨奏、托斯卡尼尼指揮紐約廣播交響樂團錄製的一套Victor78快轉唱片，唱片上印著一條可愛的小狗蹲在老式唱機前聆聽它主人的聲音，該商標叫“HisMaster’sVoice”。
從深度和廣度而言，這首樂曲遠遠超越了協奏曲的範疇，其思辨之深、含義之廣、音樂之豐富，完全就是一部偉大的交響樂；獨奏樂器和樂隊之間的呼應對答，猶如洶湧的海濤和雄偉的海岸一樣契合得無隙無縫。在當時那個年代，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命運）》的鬥爭精神被左派的權威們片麵地誇大，被追捧為貝多芬音樂的最高峰；這反而使得《命運》成了我最怕聽的貝多芬交響樂，因為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已經讓人的神經疲勞，對“命運的敲門聲”早已麻木。就憑《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一樂章那段輝煌的引子，就比“敲門聲”讓我更激動。一開始由四聲定音鼓導出的第一主題其實有很深的哲學思辨，加上那優美的副部主題，那引子最後重複了兩次的提問式的樂思，這些優美的旋律編織成的一串串的哲理問號，跟隨了我一輩子。的確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學具有更高的啟示”。貝多芬的話千真萬確。
那個夜晚，對著夏夜的星空，一切是那樣的難忘。在萬家燈火的上海灘，夜間的星空常常顯得黯淡；然而那天卻是那樣的清晰明亮。當我換好唱針放出第二樂章時，那主題一下子把我帶進了“頭頂上的星空”，那是貝多芬的星空，康德的星空。那旋律是那樣優美而深遠，頓覺“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把我帶進了“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的境界，帶進了“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境界。
貝多芬這首協奏曲在1806年底的首演並不成功，當時擔任演奏的著名小提琴家克萊門特並沒有認真地理解這部作品。直至貝多芬辭世後十七年的1844年，大名鼎鼎的門德爾鬆指揮交響樂團和當年才12歲而後來成了十九世紀歐洲最偉大的小提琴家的約阿希姆（JosephJoachim，1831—1907）演出了這部不朽的作品，終於大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