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書作為題材慣例的載體，唐以前七夕詩慣用的意象、代表性的作品都被收集在《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唐代類書裏。唐代詩人創作七夕詩歌很自然地會從這些類書中汲取養分。像上文所分析過的唐高宗所寫的那種七夕詩，為了與皇家風範相匹配，需要堆砌一定密度的或典雅或富麗的尊貴語詞，尤其需要對七夕詩的常用事類有較高的熟悉程度。在創作這類七夕作品時，類書的用處就被彰現出來了。其他類型的七夕詩或者不需要類書幫助堆砌辭藻，但類書裏邊的那些經典範文也能幫助啟迪文思。上文在參照七夕詩傳統分析唐代七夕詩時，我們已經指出了唐代詩人對七夕題材表現力的拓展，是與前代詩人鮑照、蕭綱等在七夕詩上的成績分不開的。
雖然唐代詩人可以通過《文選》等其他書籍，熟悉文學傳統，學習處理某些題材的慣用技巧，類書相對於《文選》這樣的文學總集，在指導具體詩文創作上有它獨到的優勢。一般的總集都是按文體分類，概括程度高的文體風格（例如曹丕“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分別用一個字“實”和“麗”形容“銘誄”和“詩賦”四種文體的風格，概括程度很高）與具體怎樣處理一個詩文題目，距離很遙遠。遠不如類書按題材分類，文人們可以就手中的題目，到類書裏有的放矢地查湊。《文選》雖然部分地按題材分類，如賦下邊分“京都”、“畋獵”、“紀行”、“物色”等等，但這樣的題材分類和類書比較起來簡直太粗疏了。僅以“物色”論，最一般的類書也會細分成“風”、“雨”、“霜”、“雪”等等。詩人要詠雪的時候，就可以去“雪”字條下查找各種相關的辭藻、範文和與雪相關有詩意的故事。像《文苑英華》那樣的總集，由於借鑒了類書的分類體係，把作品按題材分類得很細緻，但依然不能像類書那樣直接地幫助詩人創作。我們知道類書不僅細緻地按題材分類，不僅選錄範文，而且還會對各個詩文創作中常見的題材進行分析、加工，哪些事類最常用，哪些詞藻最有代表性，類書的編纂者們會以“敘事”或“事對”等形式灌輸給讀者。“敘事”、“事對”等都是幫助詩人充“腹笥”，為詩文創作“備料”的。“敘事”、“事對”等，是對各種文學題材慣用主題、意象等的彙總，它們是類書編纂者在仔細梳理從前文學作品的基礎之上所作出的小結。類書在每一個條目下，即每一種題材下，羅列“敘事”、“事對”、“選文”，把該題材慣用的主題、意象、技巧等創作要素簡明地呈現給讀者，從而把自己塑造成最實用的作文指南。
本書祇以七夕詩作為個案，就題材慣例與一般詩人創作作了些膚淺的說明。事實上還有很多依據題材劃分的詩歌類型都可以作這樣的分析，比如宮怨詩。這些以宮女的口氣書寫深宮的寂寞與春愁的詩歌，多出自宮外的男詩人之手。這些男詩人是不可能對那些宮女的宮廷生活有切身體驗的，他們以代言體寫宮怨詩，依靠的就是閱讀經驗和想象。再比如邊塞詩。我們知道邊塞詩是唐代詩歌中一種很重要的詩型，唐代的著名詩人差不多都有邊塞詩傳世，但是並不是所有這些寫邊塞詩的詩人都去過邊塞，都有過軍旅生活。大詩人杜甫創作了前後《出塞》這樣著名的邊塞組詩，但他從來都沒有到過塞外。盛唐邊塞詩名家李頎也沒有邊塞經曆。李賀寫“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全憑想象。甚至有過豐富邊塞生活的岑參，他的某些邊塞詩的寫法也可以追溯到唐以前一些沒有邊塞經驗的詩人那裏。岑參的名篇《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風掣紅旗凍不翻”，脫胎於隋虞世基《出塞》“霜旗凍不翻”，而“將軍角弓不得控”，則脫胎於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角弓不可張”（參見邱俊鵬《唐代邊塞詩與傳統征戍詩》，見《唐代邊塞詩論文選粹》60頁。）。虞世基、鮑照都沒到過邊塞。從前那些沒有到過邊塞的詩人，依據文學經驗和想象所寫的邊塞詩也可以影響到後來的詩人到邊塞之後怎樣去觀察那個荒涼的世界。
日本學者鬆浦友久說：“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表現，具有比其他各種語言的古典詩歌，依賴古典性和傳統性的程度更高……以唐詩為中心的中國古典詩歌（舊詩），包括素材、主題、詩型、立意等等諸要素，作為體裁的穩定性是相當高的。”（《唐詩語彙意象論》，14頁。）而《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按題材分類的類書，“集中地表現出對關於各種題材的典型範例的強烈興趣”（《唐詩語彙意象論》，12頁。）。類書作為慣例的搜集者、整理者，把各種題材的表達策略分別係統化、簡略化，從主題、意象等具體的創作要素層麵，有效地建構了我國古典文學的傳統。熱衷於整理典型的類書的大量存在，也可以部分地解釋我國古典詩歌總體麵貌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