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這兩位關注第三條道路詩學建構的詩人，還為“第三條道路寫作”確立了其廣泛意義上的流派特征，由於確立了較為明確的詩學主張與美學追求，“第三條道路”作為一種崇尚藝術獨創精神的詩學流派，從理論角度而言，不僅能夠存在，而且將確保詩歌創作的藝術品位和純粹性質。
四、第三條道路：流派的變異
2003年12月，龐清明和林童主編了《第三條道路·2003詩歌卷》，卷中林童的《第三條道路隨筆》、譙達摩的詩學文章《第三條道路寫作，或曰21世紀中國新詩的開端》以及蘭馬、龐華、胡亮等人的詩學文章在理論層麵上更進一步地增添了“第三條道路”的內涵，“‘第三條道路’已經集結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詩人和詩歌批評家，開始在詩壇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⑧
林童在《第三條道路隨筆》中提出了多元化概念。他認為“無論以西方為宗師的‘知識分子寫作’還是標榜本土化的‘民間寫作’，骨子裏仍是封建宗法思想，家天下，老子天下第一，這就是標準……，第三條道路提倡多元化寫作，從樹才的《第三條道路》，到譙達摩的《“第三條道路寫作”提綱》，再到林童的《“第三條道路寫作”詩學》，都強調多元化，隻是我的多元化策略更加開放、廣闊。多元化遵循：誠信，交流，並存，平台，平等，互惠，自由等，反對唯我獨尊，欺行霸市……。”在談到寫作時，林童認為“很多人都提到第三條道路沒有識別碼，應有一個出入口。這就不是第三條道路了。其實她是有識別碼的，就是多元化。樹才講單獨者，譙達摩講三生萬物，莫非講另類，我說得更通俗，一千個詩人，應有一千條道路。這都是講詩人的個性，創造性，獨立性，獨特性。……第三條道路就是要盡量排除共同性，展現個性風彩。……”
胡亮在《從寫作到批評：“第三條道路詩學”的泛化與個人化》一文中指出“第三條道路的方向不是明確的，或者更確切地說，第三條道路從來就沒有一個現成的方向，第三條道路伸展入亂石和雜草之間，伸展入無路之處。第三條道路不是一個山頭，而是千萬個山頭；不是一麵旗幟，而是千萬麵旗幟。”進而說“第三條道路詩學的精義在於各走各的道路，既不威逼他人，也不勉強自己。第三條道路已經成了這樣一堵圍牆：把所有的二手販子劃開來，提倡一種老實和誠實的寫作，一種從自己身上掉下一塊肉來的寫作，一種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的寫作。”龐華在《第三條道路》（之一）中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寫作立場：“第三條道路，即無限製寫作。然而，這並非是為了誇大某種具體寫作策略的曆史可能性，而是為了保證和珍惜真正獨立自由的寫作，從而獲得使詩歌最終飛起來的目的，或者說，我們的第三條道路或無限製寫作，就是要從根本上去實現詩歌在我們生命中的飛躍，在我們生命的這一瞬間全力衝擊以至爆炸。”龐華並指出“第三條道路寫作”詩人獨立、自由的追求：“我們不屬於任何流派，我們隻是一個詩歌行動的共同體——實驗也好，創造也罷，我們的原則是恰如其分地用之所需，竭力不受於業已確立的寫作規則……其實正是我們對詩歌語言形象所具有的無限可塑性的清晰，以及對表現人性的自由歡暢與精神的獨立創造的追求，我們才認為，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詩人都必須絕對自由……。”
譙達摩在《第三條道路寫作，或曰21世紀中國新詩的開端》一文中對第三條道路寫作以來的一些重要理論文章作了一個梳理，並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寫作是21世紀中國新詩的開端這一提法。文中寫道：“統而觀之，林童、莫非、樹才和我有關‘第三條道路寫作’的詩學文章，顯然廓清了近四年來中國詩壇的若幹比較膚淺浮泛的東西，使‘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詩人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局限和偏頗，幼稚和盲目，狹隘和無聊，甚至肮髒和醜陋，等等。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盤峰詩會’以來，整個中國詩壇的‘道’幾乎喪失殆盡。幸虧有‘第三條道路’的出現，否則，21世紀初的中國詩壇將不堪入目，將找不到‘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找不到‘文以載道’的‘道’，找不到‘人間正道是滄桑’的‘道’……因此我斷定有‘道’者有‘路’，無‘道’者無‘路’；有‘路’者有‘開端’，無‘路’者無‘開端’。所以我認為‘第三條道路寫作’是21世紀中國新詩的開端和起點。”
此種表述，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第三條道路”在詩壇出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使其作為一種詩學流派具有了文化邏輯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