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人詩選》（1999年）：“第三條道路”詩學思想的萌芽
1999年12月出版的《九人詩選》，收錄了莫非的《反對秘密行會及其它》、樹才的《第三條道路》、譙達摩的《我的詩學：1999年冬天的思想》，這三篇詩學文章的出場，標誌著“第三條道路寫作”出現於中國詩壇。
有感於“盤峰論爭”中“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兩派詩人之間的論爭、謾罵暴露出的詩壇上的不良風氣，他們三人在文章中都對這兩種寫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譙達摩從經濟學的觀點切入詩學範疇，提出由自由市場所決定的資源配置是否是我們希望的方式進行質疑，並從詩學建設的角度認為“盤峰詩會”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詩會，頂多是一場滑稽劇而已。樹才在文章中明確表示：“我反對拉幫結派，把詩學當槍使……在我國，一場文學問題的爭論的背後總是隱藏著一些個人的文學野心。”而莫非純粹認為“詩歌中並沒有產生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我的憂慮是，隻剩下‘寫作分子’而把別的寫作，包括‘民間寫作’當成了分母，並以此求證，自家的寫作才是惟一光榮正確的寫作。”可以看出，他們三人對“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均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並認為，“第三條道路寫作”應該澄清“盤峰詩會”前後混濁的中國詩壇。很顯然，“第三條道路寫作”這一口號，是針對“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二者搶奪文學史話語權的某些企圖而提出的。
在這三篇文章中，他們都對“第三條道路寫作”闡述了自己的看法。譙達摩認為“‘第三條道路’的‘三’是‘三生萬物’的‘三’。‘第三條道路’是一條絕對敞開的道路，因此是一條無限延伸的道路。任何否定‘第三條道路’存在的人，都是盲目的。”樹才在文中認為“‘第三條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複數。因為我堅信詩歌的豐富多樣正是基於每一位詩人觀念和文本上的差異。所謂多元，即差異，即獨立，即無領袖欲，即尊重對手，即‘不結盟’。”而莫非在文中談到“第三條道路寫作”時說“‘第三條道路寫作’並非指在民間派與知識派之外另謀出路。‘第三條道路寫作’，是另類，是另類的另類，甚至是自身的另類，是‘單獨者’，是單數的複數。”從而我們可以看出，這裏所說的“三”是一個象征，是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糾偏。“他們的價值在於，一針見血的看到了‘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打仗時各自顯示的思維死角——二元對立的僵硬頑固，看到了各自搶奪盟主、進入並主宰文學史話語霸權的企圖。引進一個‘三’，在思維基礎上打斷了他們的軟骨……與其說他們是由於對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在搶奪文學史話語霸權，瓜分文學史的過程中被拋棄產生的失落性補償，毋寧說是他們對於媒體炒作詩歌現象的抗議，更是一種對於詩歌本身清醒而理性的探觸，一種基於詩學本性的道路的辟寬。”④
簡而言之，1999年《九人詩選》的問世，表明在“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之間另辟詩歌藝術空間的詩學主張具有藝術實踐上的可能性。二、《九人詩選》（2000年）：“第三條道路”作為詩學潮流，呈扇形展開譙達摩的《第三條道路寫作提綱——我的詩學：2000年冬天的思想》是第二部《九人詩選》的一篇重要的詩學理論文章。開篇譙達摩即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寫作”是曆史的選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必然選擇，是20世紀末中國詩歌本身的選擇的觀點。指出了在人文精神退守邊緣，“人性寫作”普遍貧乏的時代，“第三條道路”首先通向偉大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