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心消解之後
從總體來看，中國詩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經曆“朦朧詩”的崛起後，一路狂飆而來，基本上均屬於實驗形態，盡管流派紛呈，主義眾多，社團無數，卻並沒有能夠再度為詩歌爭來中心地位，反倒隨著社會進程，日益凸現了令人焦慮的邊緣處境。特別是到了今天，網絡媒體的廣泛應用正在蠶食固有的傳統媒體，至少也顯明了一種新的傳播方式越來越為人們重視，並且已經改變了我們的感受和經驗方式，而且還將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這裏，完全可以這麼說，詩歌對網絡的發現，一夜之間，“牛氣衝天”的詩人及其詩歌到處可見。同時，又由於網絡的匿名權的被充分挖掘，恍惚大有回到“朦朧詩”時期的詩歌熱潮中去，四麵八方都晃動著詩人可愛的身影，這也就難怪被部分冷靜的清醒者視為喧囂和紛擾了。
一部分詩人曾經離開了，又回來了；一部分詩人曾經離開了，不再回頭了；一部分詩人一直挺著挺著，就挺成了一具僵屍；一部分詩人左右逢源，“成仙得道”了；一部分詩人還在沉潛之中，寫著；一部分詩人加入進來，或脫穎而出，或鬧烘烘。在景觀上比較類同於股市現象：股市的“泡沫”在詩歌領域裏得到了大量移植，成批複製。顯而易見的是，投資詩歌幾乎無法給一個詩人帶來比較可觀的經濟效益。一個人隻要打算寫詩並努力去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詩人，他就得對注定了大虧特虧的結果有充分準備。
放眼綜觀中國曆代的文人騷客，他們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夢想就是有朝一日被“招安”，一方麵謀得了一官半職，可以改善自身地位以及生活貧困的窘狀，另一方麵，又能夠得以“載道”而兌現當初寒窗之下的“言誌”；如果這兩方麵都沒有成為現實，最低程度上，也不是個俗人、庸人，還是可以以高普通人一等的身份來有所欣慰和等待時機的——弄不好，哪天一不小心，嘿，蒼天不負有心人，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就平步青雲了。果然這個例外輪到了自己，代價的付出就是非常值得了，光宗耀祖自不必說，千古不朽也就具有了極大可能性——那可就是庇蔭子孫的大事了。
長期以來，人類的文化，給了詩歌種種誤解，非得把詩歌弄成天下頭等大事不可，更由於詩歌是語言的最高形式，便“萬般皆下品”了。就近而言，在“朦朧詩”時期，詩歌在中國實實在在地擔當了時代職責的重任，以具有運動性質的革命熱情舉起了弘揚人的個性自由的旗幟。但就是因為這樣熱衷於造勢的運動，自然就無暇深入到詩歌的內部去，也自然就為八十年代中、後期上演一部詩歌領域裏的新“春秋戰國”史報了幕：莽漢主義、非非主義、撒嬌派、日常主義、超感覺主義、太極詩派、呼吸派、闡釋主義等等，紛紛扯起大旗，主張各異地沉浸在語言實驗和詩歌探索之中，不僅是反叛“朦朧詩”，還可以說是在對中國傳統詩歌理念、寫作方式進行了一次大清算，完全是一副要重頭再來的氣勢。直到今日網絡詩歌，正如林童所指出的，詩歌論壇的眾多必然造成資源的浪費一樣，同時也在“無中心”的自我發展中越來越呈現為一種多元麵孔的無元特性，似乎是在兌現葉芝說的“一切都四散了”。碎片隻有集中在一個筒裏才能是萬花筒。
在一個中心渙散的大眾文化時代，社會經濟體製的改革和深入導致的世界經濟一體化、傳媒資訊的全球化及迅猛發展，中國的文化模式徹底被改變了。大眾需要的不是詩歌。在大眾的心中，也許出於“言誌”、“載道”的陰影籠罩，還不能完全接受對詩歌的消費——詩歌是要消費的嗎？即使你希望大眾來消費，大眾極可能覺得非常可笑，因為除了詩歌，什麼消費都比消費詩歌更有快感和刺激——詩歌的邊緣化是勢所必然的。如果詩人還算得上是精英，就該知道所謂的精英文化的領域正在越來越小，精英也非常不好當了。一切在提速。一切在追求最快最大的經濟效益。一切都在短時間裏不斷產生和消亡。耐不住寂寞的精英大可以重新為自己在社會裏找到一個全新的定位，必須瞅準大眾的需要，大眾要什麼就製造什麼，別管詩不詩歌的，這才叫相互尊重，這才叫為大眾服務。大眾給了你市場，你就大膽地往他們的口袋裏掏出他們的錢。大眾在消費中滿足、體驗了快感，精英則用大眾的錢構築起尊嚴，大眾支配著精英的命運。荷爾德林說：“在一個貧瘠的時代，詩人有什麼用？”我們是在重複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變形宣告，是在重複福柯“人死了”的畸形宣告，是在重複利奧塔“知識分子死了”的狂歡宣告。我們太迷戀迷津了。在迷津裏麵，我們有以下幾種基本選擇：阿Q，唐·吉訶德，包法利及其夫人，甲蟲，好兵帥克，誇西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