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魯迅如是說。然而，在談論如題所示的不同的或隱或顯的對待詩歌的態度之前，我們不妨先在考察一下詞語的感情色彩(其實更是文字詞語的文化負載和曆史遺留等問題)。文字永遠具有一種蠱惑與欺騙性，太多的詞語在曆史演變的過程中被賦予了偏見，這種成見隱藏(而非內在)於文字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所有的文字都應該是中性的。然而，所有的文字的背後都負載著曆史文化的遺留與因襲。有的時候，作為所謂形而上的“道”層麵的文字已獲得了解放和重新詮釋和表述，作為器物層麵的文字卻依然纏著裹腳布。尼采所說的“重估一切價值”如果僅僅落實在抽象的文化思想體係或學術著作等層麵是遠遠不夠的。更長遠地對人的思想觀念起著重大影響和作用的心態史、風俗史等更具決定意義，而這種心態、風俗卻常常從民眾的日常思想觀念、日常生活和器物等之中體現出來。每一種器物背後都有一個幽靈，正如許多現代科學發明物本身就蘊涵著一種科學的觀念、甚至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現代思想觀念一樣，器物本身也具有文化的效能，因為器物本身就是浸染在曆史文化傳統中而來的。姑且將文字看做一種器物。則將詞語背後的幽靈大白於現代思想觀念的陽光之下(盡管也並非全是陽光)進行過濾，是尼采並未完成的任務，卻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的一個思考的前提。熟視無睹、習焉不察固然是人類的一種心理學現實，是人之常情，一種先天的局限，然而決不可以此自我安慰，而必須時刻保持思想的超越性和反思性。即是說，盡管身為“當局者”，我們仍應具有跳出三界外來打量的“旁觀者”的視野。對文字的理解就應該這樣，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文字背後的曆史文化傳統遺留和政治意識形態蘊涵，隻有經過這樣一番清理，我們才不至於在做價值判斷時自覺不自覺地陷入到偏見的共謀中去。
清理文字背後的曆史文化蘊涵、曆史偏見和意識形態遺留，在經過這樣的一番剝筍抽筋的過程之後，我們便能發現，“為稻粱謀”並不是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情，反而具有本體論、存在論的形上意義，完全具有其正當性和合法性。誰敢說他完全不為“為稻粱謀”？人們在爭論中，常常掄起“為稻粱謀”的指責的大棒說三道四，仿佛一旦“為稻粱謀”便染上了人格的汙點。然而，能看看自己的高堂妻子嗷嗷待脯而無動於衷嗎？兩相比較，誰更殘忍冷酷？人道主義是建立在博愛的基礎上的。所以問題不在於“稻粱謀”與否，而在於其方式和限度。據說，在沒有進入所謂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前，一切追求首先得“稻粱謀”，其次才是藝術追求。以此言之，我們在進行價值評判時自然不會峻急刻薄地苛求。其實，我們往往容易忽略了文藝的經濟學意義，換言之，文藝有時候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其實並無本質不同(參見拙文《文學研究的經濟學意義簡論》，此不贅述)，此其一(姑且簡單說說)。其二，大多數人又往往容易忽視文藝的心理學撫慰作用，這就是前麵談到的承認和自我實現的心理需要。
然後才說到美學追求。無論“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怎樣的蠱惑人心，藝術包括詩歌都必然涉及到如何處理與文化、曆史、政治、經濟、美學現實等的關係的問題。固然不妨在所謂的純粹的藝術層麵深度開掘(有無純粹層麵姑置勿論)，完全莫談國事卻也絕無可能，即使主觀一直上並無此動機。賣炭翁的個體情感也往往折射了大的社會文化現實，換言之，個體的情感包括藝術情感、美學追求是在結構性的社會政治文化現實中才得以保證、催生和實現的。“寫什麼”和“怎麼寫”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同樣折射出了時代的思想文化背景或風雲，甚至寫與不寫也是這樣，正如沉默也是一種言說方式；隱退和逃避、拒絕也是參與政治的一種形式一樣。換言之，你的不選擇其實就已經是一種選擇了，這是無可逃避的。然而因此而陷入決定論和宿命論的泥淖也無必要。這並非是一種無可逃遁或反抗的宿命，在承認被塑造和製約的前提-卜也仍然存在著巨大的超越和反作用的空間。社會學理論的一個基本的命題就是如何處理結構與變遷的關係，既在結構之內，又試圖跳出和打破、超越結構去思考。
最後要簡單談談所謂的意識形態反抗的問題。我曾經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談到批判知識分子主體構成結構和模式上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營盤與兵”的社會學主體構成模式(參看拙文《試論批判知識分子的必要與可能》)。事實上，一個健康的社會的健全發展必然需要批判知識分子即對社會文化政治等提供批評意見的知識群體，這種起因於不滿或反對意見的批評在我看來，不同於所謂“革命知識分子”的不滿因而旨在顛覆現政權或現有文化政治體製，而是將立足點更多更主要地體現在改進(因而就是一種維護)現行文化政治體製，盡管有時他們的批判幾乎是極為峻急和顛覆性的，這才是所謂的意識形態反抗應持的真正立場。對社會總體而言，“永遠的反對派”是必要的。“永遠的反對派”的說法對具體知識個體而言肯定難以完全適合，如果真是這樣，那他不是狂人就是瘋子，事實上，我們很難設想這樣的知識個體可以提供有價值的批評。在“永遠的反對派”的大旗之下，聚集起不同階層的持反對和批評意見的人，有時他們是以壓力集團的形式出現，有時則作為邊緣弱勢群體的(代言人)麵目出現等等。但這個所謂的“永遠的反對派”群體是一個動態鬆散的結構，結構內的主體構成是經常變動著的。質言之，“永遠的反對派”是一個具有自我進步機製的社會肌體保持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如果說學校是鐵打的營盤，則學生就是流水的兵，他們的存在便保證了學校和社會的正常運轉。當然，一個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永遠都是批判知識分子，毋寧說，當他符合或按照某種原則、方式來行動時，他就是一個批判的知識分子，一旦他拋棄這種原則和政治文化選擇，他就自動從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立場上退卻下來，盡管對這種退卻任何人無權表現出某種居高臨下的道德上的譴責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