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網絡文學等)，這些文學現實都急切地想得到社會的承認，而文學史終究是要抽取出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作品(這樣說也許有些循環論證的味道，姑且不去理會)，因此，承認的焦慮和政治就相應地仍然存在。如何麵對、疏導和處理這種承認的焦慮和政治就成為一個必須予以正視的問題。事實上，按照社會學的理論，正如生物具有應激本能一樣，一個成熟的社會(乃至任何一個社會或集團、群體等共同體)通常都具有一種自我調控以趨於合理化的內在調節機製，這種內在合理化的機製常常能自動產生解決社會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的能力與方法，盡管有時是殘酷的(當然並非是簡單的所謂“自然力量”或客觀規律等所能解釋的，而且這個過程最終仍是通過人的參與和推動來實現的)。社會會主動或被動地(但最終都是迫使或借助於人來達到這一目的)疏導“要求承認的壓力”和為這種承認的焦慮尋找到一個宣泄的出口。網絡文學的興起至少應該能在這裏找到一部分原因。質言之，承認的焦慮可以通過分層製度的確立予以分流和解決，這種對於“承認的政治”的社會學的解決方式的關鍵就在於，將這種承認的壓力分解和容納於各個不同的方向和層次(請參閱拙文儼承認的政治”與“文學的社會分層”——當代文學現實的社會學闡釋》，限於篇幅時間，此不贅述)，譬如階層、性別、職業、性別、地域、生活方式等的一方麵的分化和另一方麵的整合作用，它可以轉移和消納一部分的承認的壓力，又譬如網絡上的詩歌交流，亦起著相同的作用(後麵仍會講到)。其實種種詩學爭論及其結局又何嚐未是。據說，“第三條道路”之提出，其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不滿於某些所謂的詩學流派對話語霸權的把持、對相異詩學主張、美學風格和詩歌創作現實的不寬容乃至排斥等詩壇狀況，為了反抗這樣的一種並不公平的詩壇格局(據說甚至有獨霸文學史的野心，造成單一狹隘的文學史格局——盡管從長遠來看，這種企圖注定是行不通的，反而成為一種鬧劇和笑話，盡管同樣反映了“承認的焦慮”的心理現實)，“第三條道路”超越“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狹隘論爭，以更具包容性的姿態為詩歌創作的多元化提供話語空間和創作空間，就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一件重大的事情了。換言之，包括“第三條道路”在內的詩歌“流派”通過開辟自己的發表空間、出版渠道、詩學交流媒介等方式，譬如本書(《第三條道路》)及之前的一係列相關的詩歌結集就是通過詩歌作品結集出版等方式來彰顯自身的存在，以豐富多彩的創作本身來展示、反映詩歌創作的多元化現實，從而自然而然地消解和打破了某些詩歌流派的壟斷地位和封鎖企圖(抱歉用了這樣充滿冷戰意味和色彩的詞語，這不是我的風格，也不應該是我們的風格，姑且用著)，反抗話語霸權。難能可貴的是，這種結集完全是開放包容性的，這從創作隊伍的地理空間構成、身份職業、詩學主張和詩歌風格技巧等諸多方麵就可窺見一斑。至於排座次問題，同進入文學史的欲望和承認(或自我實現)的焦慮其實並無多少本質區別，姑不置論。
二、為稻粱謀、為藝術而藝術與意識形態反抗或對抗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