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所謂的“整合的專業人士”可算得上既定文學現實中的既得利益者，善於迎合當時的文學時髦和潮流而取得既有文學慣例和體製內的所謂成功，但這種成功其實是很膚淺和脆弱的，因為泯滅了作者的個性，而成為時髦和時代潮流的俘虜，終究不過是曇花一現，不能提供真正在文學史中有價值而經得起檢驗的優秀作品。當下的文學現狀為這種類型的作家提供了生動的注腳，所謂的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美女寫作等等，表現出趨同化寫作的趨勢，看似具有很大的顛覆意義，其實蒼白得可憐，既未能穿越思想文化現實(所謂的對世俗欲望的肯定其實不過是一種誇飾之詞，作品本身並未提供多少有價值的東西)、政治現實，也沒能穿越文學現實，所謂的穿越世俗現實更是一個彌天大謊，毋寧說，這些創作更多的是依附於既有的政治、世俗、文學現實的。這些同本論文的論題關係不大，姑且當作閑筆，按下不表。我們接著考察特立獨行者。可以說，特立獨行者正好契合了所謂“麵向文學史寫作”的作家，也因而是“既接近文學經典又遠離文學經典”的能夠穿越文學現實的理想的作家，這種穿越既是可能的，或許也是最理想的穿越方式。但能不能因此而排斥掉其他的穿越方式，換言之，穿越文學現實非要麵對整個文學史寫作不可嗎？我看未必。何以見得？民間藝術家和質樸的藝術家向我們提供了另外的穿越可能，盡管他們的穿越並非如特立獨行者一樣是自覺的。他們因為沒有接觸到文學史上的種種經典，反而更沒有那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沒有偉大名字對自己的沉重的心理壓力，沒有文學現實的沉重包袱，因而在創作心態和技巧、手法等各個方麵更自由、開放地創造(這也正是“第三條道路”所讚許和追求的)，而以另外一種方式穿越可文學現實。要知道，在我們麵對整個文學史時，在文學經典的強大迫力之下，反而可能遮蔽和泯滅了自己的創作個性，而使穿越勢不可能，即是說，永遠停留在崇拜和模仿的階段，正如吳炫教授所說的一樣，“遺忘創造”，這對大至一個民族國家小至一個作家的文學事業的發展都是極其危險的。
即是說，“麵向文學史的寫作”當然是比較自覺的一種追求，是一種有自覺意識的對藝術經驗的理性把握，但對作家詩人來說有時似乎也要求過高。所以，我們也不排斥另一種形式的超越之途，一種或許並不那麼自覺卻終於憑著“純粹”個性(因為疏離時髦潮流反而更少受到平庸蹩腳藝術的潛在汙染而使作品呈現出一種純粹自然天成、天馬行空的獨特藝術品格，盡管這也並沒有必然性，更盡管由於人類終究是具有相似生理構造、心理精神麵貌和人性的動物而必然會表現出某些無法超越的共性)和天才(決不意味著不讀作品)而取得進入文學史的資格和權利。然而，如果以其他一些外在的力量來求取，就會步入歧途，魯迅所謂的“搗鬼有術，亦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說的就是同樣一個道理。因為曆史的淘汰機製終究是無情的。上述言論具在，無需贅述。
然而，盡管由於曆史的淘汰是無情的，靠外部操作來爭取進入文學史的權利，這種以一種終於“有限”的“搗鬼”的方式來爭得文學史的地位的做法是無效的，即使如此，那種急切地想進入文學史的心態卻仍然有其人類文化心理根源和某種現實意義，這就是所謂“承認的焦慮和政治”。揆諸天理人情，或根據馬斯洛的理論，人在滿足了生理需求(就是待會還要講到的“為稻粱謀”)之後，還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安全感、歸屬感等在內的需求，尤其是自我實現的需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拋開非此即彼和偏執單向度的思維方式，就會發現那種急切地想進入文學史的焦慮仍然有其人類心理根源和某種文化合理性，不可一概簡單抹殺，盡管我們仍要細細辨析。姑且不去管他後現代曆史學理論對曆史觀和曆史敘述等的“嶄新”論述，但有一點，曆史敘述無論怎樣試圖以社會史、文化史等取代以往單一的政治史、英雄或精英史，無論怎樣試圖取消曆史主體而宣稱“走向沒有人影的曆史”，無論怎樣取消真實與虛構、曆史敘事與藝術想象之間的界限等，曆史仍然不可能輕易地“終結”，更不可能取消人的曆史存在和主體地位，如果它還宣稱是曆史的話。尤其是在文學藝術領域，一部完全缺乏人名的文學史或詩歌史是很難想象的，然而，文學史終究不可能毫無篩選地將所有作家詩人的名字一一納入文學史，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藝術文化日益不是社會某一階層獨享的文化奢侈品的現代社會，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界限日益模糊，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等日益侵蝕所謂純文學的傳統領地，並對其創作構成現實壓力和影響，大量的創作群體或個體湧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