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打破了封閉格局,80年代蓬蓬勃勃的外事工作給學校培養的一批優秀骨幹,打開了對外開放辦學的渠道,為學校今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廖品霖口述子瀟整理)
1964年和1982年兩次複刊,改刊名《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為《成電》。後經成都市委宣傳部、市文化局批準,從1988年起改院刊為校報。兩次複刊後,一直到1987年4月底離休,我在院刊工作近8年。院刊由4個編輯分別主編4個版。我和其他3位編輯,除包攬每版從采訪、編稿、組版、校對、發行和發稿酬的全部工作外,我還負擔了中央、省、市報紙及台辦的對外報道任務。
1964年《成電》複刊後,曆屆院黨委狠抓三件事:1.把住辦報方向;2.嚴審重大稿件;3.調配編輯人員。院黨委副書記郝光召開編輯委員會。會上要求分工的編委審查相關重要稿件。他除了親自逐字逐句審查“複刊詞”外,還審查了頭幾期出版的全部稿件。後因工作忙,即將審稿任務下放給當時宣傳部秘書唐忠傑。
院黨委書記羊君度,極重視院刊社論的審查。他曾嚴厲地批評一位同誌為配合學院中心工作而寫的一篇社論,純屬照抄文件的文字遊戲,沒有一點自己的思想。他要院刊組織人重寫;後由別的編輯重寫一篇經他認可修改後發表。
1982年再次複刊時,黨委書記宋大凡一再提出要宣傳部盡快恢複院刊,並要求人事處把從我院畢業的田禾和郭勤、以及從四川大學分配到我校任教的秦祖富,調到院刊工作。他還經常聽取宣傳部長李家才彙報的報道計劃,並作出及時的指示。他調離學院後,即由李家才審稿後,再交院顧問樊中黎審稿。樊很欣賞雜談《目標始終如一》,並親自寫了“編者按”:“請讀者想一想,議一議。”
1982年複刊後,因住房的緊張和經濟拮據,我們編輯室在一間僅10多平方米、既陰暗又狹窄的房子裏,4張辦公桌,加上一個書櫃和一個報架,顯得擁擠不堪,如遇上一兩個通訊員找上門來,人聲鼎沸,怎能靜心著文?故從早些的馮祖安、白昶和劉紹苓,以及後來的曲建弘和秦祖富,所寫的一些東西,無一不是回到家裏,夜半三更熬夜“熬”出來的。1985年省委宣傳部為迎接第一個教師節,出版《教苑群英》一書。我院省勞動模範陳倜嶸教授,被我以《追光者》為題創作了報告文學,歌頌了我院勞動模範陳倜嶸教授。該報告文學即是利用暑假,經過兩次修改後才定稿。當時盡管七月驕陽似火,仍不顧一切,騎著自行車往返幾十裏的山路上,將稿件送到四川師範學院負責文字的定稿人孟建輝教授家中。
複刊後的《成電》院刊,是在院黨委領導下,宣傳部主辦的麵對師生員工的一張4開版半月一期的內部報紙。每期大約對內與對外交流發行800份。複刊時,連常用的稿箋紙也沒有。為省幾個運費子兒,我同會蹬三輪車的郭勤,到《四川日報》買了一車的稿箋紙。他在前麵使勁用雙腳蹬,我在後麵用雙手使勁推,待回到主樓時,我倆雖已揮汗如雨,衣衫濕透,仍樂不可支。有時,因學院印刷所忙於印刷教材,我們便到簸箕街一家印刷廠去印;一旦要校對時,4個編輯一起出動,在印刷廠邊校邊改,中午就在印刷廠職工食堂,隨便吃頓午飯對付肚皮,一直到三校完,上機開始印刷時,已近傍晚我們才回到學校。取報時,為節約一筆運費,又由郭勤蹬三輪車去拉回全部報紙。
成都的十幾所高校相互約定:每年由各高校輪流做東開一次研討會。作東者要負責招待與會者一頓價值約三四百元的午餐。為籌措這頓午餐,李家才煞費苦心,要求:1.從編輯的每篇稿費中提取約10%作為“公積金”;2.凡刊登黨政工作要點之類的稿件一律不付稿費,移作“公積金”。我們開通訊員會表彰優秀通訊員和優秀通訊組也因缺錢,連一個筆記本之類的獎品也未頒發。每期每版稿酬50元,第一版刊發的一句話新聞,不過是一兩元,我們雖覺得難以出手,但囊中羞澀,不得不如此。
黨委要求《成電》院刊要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宣傳,作為一項長期堅持的戰略任務。因此,我們的編輯方針是:除及時報道教學、科研和生產中取得的成就外,始終堅持院刊應以麵向全校廣大學生為主,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理想、道德與紀律的教育,克服無政府主義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努力把學生培養成為“四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