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退休的日子裏，他還依然擔負著博士生導師的工作，指導博士生的學習與科研。現在雖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每天翻閱資料文獻，通過互聯網關注國內外電子技術發展的最新動態。正如他所說：雖然我現在年紀已經大了，但我還能夠用計算機這個小窗口來觀察世界。記得有一次和顧老師聊天的時候，顧老師忽然提起了我最近正在進行的一個科研項目，並提了一些令我茅塞頓開的看法。從顧老師的言談中可以聽出他是多麼的關心科學發展，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在幾十年的教學和科研中，顧老師以其獨到的見解和斐然的成績成為享譽海內外的電子技術專家。作為留美碩士，曆任廣州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等高等院校副教授、教授、係副主任、係主任、副院長、院長，校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電子學會第二、四屆理事，第一、二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電子學會廣播電視分會、電路與係統分會、教育分會副主任委員，國際雜誌“Journal of Circuits，Systems and Computers”（《電路、係統與計算機》）編委等職務。但在和大家的交往中，他一向平易近人，笑容可掬。
顧老師一生信奉科學，治學嚴謹，思維縝密，實事求是，他指出：“科學的根本在於實事求是。”他也經常教導我們，搞科研來不得半點虛假。顧老師積極鼓勵超越，他經常對我們說：作為一名教師，我最大的欣慰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這些話時時鞭策著我們，鼓舞著我們不斷進步。
（解梅）
也許是受到當時上海流行的“電訊鐵飯碗”思想的影響，1954年高中畢業後，我毅然填報了上海交通大學電訊工程係，那年我剛剛16歲。因為解放後國家經濟建設迫切需求，大學招生人數比高中畢業學生數目還要多。所以國家在工作崗上抽招所謂“調幹生”和設立“工農速成中學”加快培養“工農生”補充生源不足。從當時我們班級的情況來看，非應屆高中畢業生人數約占20%。當年的大學生什麼費用都不繳，連吃飯也是全免費的。頓頓四菜一湯，有葷有素，8人固定一桌，條件十分優厚，真可謂“社會寵兒”。
1955年5月初冬，學校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彭康校長鄭重宣布了國務院對交通大學西遷西安的決定，同時汽車專業遷長春，電訊工程係遷成都組建我國第一所電訊工程學院。聽了這個消息，頭腦一下子還反應不過來，一方麵覺得既是國家免費培養，服從組織安排本是理所應當。記得當時有一出走紅話劇叫“年青的一代”，其中肖繼業不迷戀上海，投奔大西北尋礦的事跡，對大家有很大激勵。此外當時上海以外的天地怎樣，並沒有什麼感受，成都不也是三國蜀都、天府之國嗎？興許別有洞天呢。再說上學不是定終身，畢業分配不還可以回上海嗎？
懷著這種新奇、吃不透的心緒，1956年8月一天中午，我們匆匆上船了。當時學校包下了航局最棒的江新輪，記得那天晴空萬裏，上海十六埔碼頭人頭攢動，一家家暢敘離別衷腸，當然也有眼紅帶淚的。我忘不了外祖父揚著白胡須和家人在岸邊向我招手的最後場景。
第二天上午船抵南京中華門碼頭時，南京工學院師生本應登船同行，但隻見他們背著行囊在岸上向我們揮手致意。一時間方知，就在前一天晚上，突接中央通知，南京工學院因故待發。這樣偌大的一艘江新輪就隻載著半員旅客直奔重慶了。後來中央決定，為保持沿海地區的電訊事業實力，南京工學院除少數配套教師外，原校的電訊係不動，但要求下年度畢業學生大部分分配到成電增援。
大約船行5天，在飽覽三峽風光後，安全抵達重慶。因為學校設施尚待最後完善，讓我們這批上海交通大學師生暫住上清寺一所著名中學休整10天。當時重慶的大熱天讓我們難受，但當時重慶物價低廉，每人每天一塊錢夥食費令師生每頓可飽餐於飯店、酒樓，嚐盡川味佳肴。隨後便乘夜車，由剛通車不久的成渝線抵達終點成都，曆時半月整。
剛來成都時連日陰雨，尚未修建的道路十分泥濘。師生們分住周邊剛剛完工的職工宿舍。主樓於1956年4月11日破土，8月5日竣工。據說這是當年全亞洲跨度最寬的大廈，寬達200米。僅僅花費112天即完工投用，雖不能絕後但是空前的。當時的學生食堂即現在的第二教學樓舊址，為適應外地學生口味，分成白灶和紅灶，我們當然隻得在白灶鍛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