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升對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不僅記憶猶新，而且銘心刻骨。他說：“鄧小平的遠見不僅消除了一個國家在重大曆史抉擇關鍵時刻的各種困惑，而且重新點燃了一個民族關係自身前途命運的改革激情。改革沒有回頭路，所有矛盾必須在深化改革中解決。”
不過，1992年成為王東升銘心刻骨的一年，不僅在於國家和民族的改革方向發生重大戰略轉折，更在於他的個人命運出現關鍵的人生拐點，改革改到他自己頭上，時代的命運把他推向改革的風口浪尖。在這一年，時任副廠長的王東升已經準備離開日漸衰微的北京電子管廠（774廠），並已找好高薪高位，可突然上級一紙任命讓年僅35歲的他出任這個萬人國企的廠長。
對於北京電子管廠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時候；對於王東升本人來說，這是一個前途未卜的抉擇。企業命運與個人命運的兩個轉折點在同一時空相撞，這是古今中外力挽狂瀾的英雄們共同的命運源點，一種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命運安排。如果北京電子管廠沒有選擇王東升，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京東方；如果王東升沒有選擇北京電子管廠，也許就少了一位產業英雄。當然，曆史不承認假設，隻認可一種必然的軌跡。
1992年，35歲的王東升被上級正式任命為北京電子管廠新任廠長，但他接過的是一個燙手山芋，一個連續7年虧損的老國企。
北京電子管廠曾有過極為輝煌的曆史，它是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曾為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作出過重大貢獻，被譽為“中國電子工業的搖籃”。中國第一隻電子管、晶體管、顯像管和第一塊集成電路、液晶（LCD）顯示屏均誕生於此。但是，由於產品、技術、體製等種種原因，該廠從1986～1992年期間連續7年持續虧損，年均虧損額達3200萬元。當時，全廠員工的基本工資尚難及時發放，企業發展更是無從談起。從無錢擴大生產到無錢發工資、無錢報銷醫藥費，從舉債補虧、舉債發工資到無債可舉，企業瀕臨破產的邊緣。
是什麼原因導致王東升放棄高薪高位的另謀高就，臨危受命於垂危的北京電子管廠？王東升事隔多年後非常樸素地表露心跡：“情感因素有之，774廠把我培養成最年輕的副廠長，我不能在其生死關頭撒手不管，人不能忘本忘恩。但更重要的是理性抉擇，我天生是做產業的命，產業強國是我畢生的使命感和人生的終極目標。”
很難想象，王東升上任僅一年，病入膏肓的北京電子管廠便在他手中妙手回春，這家積重難返的萬人國企起死回生。在今天看來，王東升當年的良方妙策早已為人熟知，以債務重組剝離爛賬，以人員重組剝離冗員，以產品重組止血養生。但以曆史眼光審視，這些在20世紀90年代中晚期興盛於國企改革的套路，王東升早其三五年就大膽創舉。在大型國企中更數首創的是，王東升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開創性地探索以企業重組實現“企業再造”。1993年4月，他決定北京電子管廠以其經營性資產出資，內部管理層和員工2600餘人共同出資650萬元，說服銀行將長期停息掛賬的銀行借款的本金和利息轉成股份，從而組建了一個混合所有製的新型股份製企業——北京東方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更名為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金26158萬元。王東升任董事長兼總裁，京東方從此開始了新的征途。
兩把大火讓中國電子工業的功勳元老鳳凰涅槃，重獲新生。究其王東升當年的膽識和氣魄源於何種觀念，不難發現他當年常掛嘴邊的那句口頭禪：“聽黨的話，走自己的路。”此話與聯想創始人柳傳誌那句經典名言“大膽地走，但不做改革犧牲品”，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企業家在那個特定時代的政治智慧。
重獲新生
在1993年奇跡般地實現了扭虧為盈後，京東方進入了第一個五年的高速增長期。王東升在當時提出了“四五工程”“十八大戰略”“二十條政策”“投資四原則”等一係列現實舉措，但萬變不離其宗，歸結為他所提煉的“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發展戰略。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隻有民營企業先鋒——四通集團係統性地提出了類似的企業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