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僅僅是敘述顯在的曆史故事、曆史情節，而且還對隱而不顯的曆史的靈魂進行審視，對曆史深處的文化精神進行追尋。第二十五章“革屯軍接受抗日，張治中視察湘西”，借陳渠珍對湘西“了如指掌”地為張治中介紹，使楚文化作為一種充滿著浪漫激情的文化，在作者筆下得到了進一步的修複。大湘西民族文化源遠流長，一直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蚩尤時代，湘西是南楚巫風未衰的地域，它把遠古童年時期的天真、真實、熱烈而稚氣的種種精神極好的保存下來，並且保存得更加具有神話活潑性。大湘西山高林密、流急灘險、自然條件生活條件十分惡劣，人力作用顯得無足輕重，固而神話、巫風在這裏相當流行，並在世代的流傳中積澱為地域性文化和深層的集體無意識結構。從《大湘西演義》中人們可以看到巫風盛行的放蠱、趕屍、謝墳、上刀山、走刀梯、錘貓喝血以及土家茅古斯等等活動的生動記錄。同時也可以看到作者筆下，首次披露的“剝皮”、“挖心”等等殘忍場麵。在這樣一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速發展的時代，作者敢於把筆墨落到湘西各少數民族古老文化上（神話般的），其精神是可貴的，其意義是重大的。想想那些剝皮、挖心、放蠱、趕屍、上刀山、走刀梯、以及土家茅古斯等神秘場麵，無不讓人進一步關注、著迷大湘西這塊神奇的土地，對大湘西的神奇風俗文化來一個重新的審視。也許作者已找到了大湘西支撐藝術世界的支點，那就是湘西神話般的種種神奇、野蠻、古老的本土文化。當代生態學家布克欽就此發表了精辟的見地，他說，“技藝本身往往遵循其由來已久的傳統，即緊緊地融人當地的生態係統，敏感地適應當地的資源及其維係生命的特有能力。因此，技藝在一地的人群與其環境之間充當一個異常獨特的催化角色。”李康學先生自覺地成為了區域文化的掘美者、保存者和傳播者。
三、人物形象的還原性
卡西爾說過，藝術和曆史學是我們探索人類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曆史小說作為跨越藝術和曆史學這兩個門類的一種藝術形式，對人的探索和表現更是有著其得天獨厚的優越性。據此，有學者進一步認為：“曆史小說是衡量一個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尺度之一，當代曆史小說的突出貢獻在於：人的還原，讓以往被捧上天空的神和貶入地獄的鬼以真實可信的麵目回歸人間”。
《大湘西演義》對曆史人物的總體評價，堅持了唯物主義原則，尊重曆史事實，以曆史人物所處的時代條件為基礎，以曆史人物對大湘西發展所起的作用為標準給予了全麵的分析和評價。陳渠珍是作品中最主要的描寫人物，可以說他既是大湘西的代表，又是獨立的個人。作為群體的人，他是那個時代整體的一個分子，是湘西曆史時代的主體，是推動湘西前進的關鍵性人物和主要力量。對於陳渠珍的描寫，作者主要是從其在政壇上的幾起幾落著筆的，作為大湘西地方上的一個大軍閥，得勢時他沒有吳佩孚雄居洛陽時的野心和氣概，然而他卻能高瞻遠矚在大湘西推行保境息民，辦鄉自治，倡辦教育，為大湘西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在軍閥派係鬥爭中，他沒有死心踏地的服從任何一個政治派別，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機警和滑頭，但是客觀上，在保存實力的同時維護了大湘西的安定。對於這樣一位堪稱為“湘西王”的人物的人生，僅用其死前那句遺言：“審時度勢，知雄守雌”來概括是遠遠不夠的，用“武夫之魄，文秀之心”來形容是比較恰當的。他還能識人才，且並不羈絆人才，具體表現在作品的第十章“沈從文初闖京城，黃永玉勒石悼念”對沈從文的資助，對賀龍的放飛及包容。通過他的雄才大略，勵精圖治，主動接受時代的風雨洗禮，展示了湘西人以大局為重、審時度勢和民族自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