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立足作者曆史態度的嚴肅性、民族記憶的修複力以及人物形象的還原性三方麵予以論述，來探討其小說對大湘西文化的還原與傳播的意義，以期大湘西民族文化的光大。
一、曆史態度的嚴肅性
《中國老區報》多年的記者經曆，《張家界日報》二十幾年的報告文學、傳記創作生涯以及報刊編審工作，讓我們看到這嚴肅性的背景——作者是一個記者型的作家。其職業的素養使他養成了尊重事實的寫作態度，其職業經曆使他有了讓“事實說話”的創作基礎。
在史料的挖掘方麵，作者首先作曆史的“學生”，老老實實地走近曆史，進入曆史環境、氛圍、事件及人物的曆史處境，他不僅參考了大量史誌文獻資料，如：《清史稿》、《熊希齡傳》、《湘西事變》、《湘西文史資料》及湘西十多個縣的縣誌等60多部史誌文獻資料，還懷著一種忠於曆史的精神，曆時兩年有餘奔走於懷化、常德、湘西、張家界等地，“足跡遍布30餘縣，70多個鎮，100多個村落，20多個有名的大山洞，60多個有名的老屋場。其中十進吉首、六進鳳凰、三進古丈、二進龍山”，記下和拍攝了大量珍貴的記錄和照片。同時，還向健在的當事人了解、收集原始素材，在長達兩年的間斷性采訪拍攝過程中，書作者共采訪了二百多位80歲左右的老人，如張平的夫人楊炳蓮，瞿伯階之子瞿宗盛，靖國聯軍第一軍軍長湯子模之子湯毅強等，他們都是記錄大湘西百年曆史的“活文物”。
寫作過程中，如何把握與處理史料，成為關鍵。在當代曆史小說創作中，有的為了極力表現當代意識，讓古人充當他筆下的“演員”來滿足今人的“娛樂”需要，拿古人“開心”；有的則一味的表現作家自己的心靈，以泄胸中塊壘，而任意顛覆曆史，遊戲曆史。相對而言，本書作者非常尊重曆史，在總體上忠實於曆史真實的前提下，把曆史細節的描繪讓位於藝術真實，真正做到了“宏觀著眼，微觀落墨”。宏觀上作者沒有忽視對大的曆史背景的間接描述，全國性的，有影響的事件運動在作品中出現了多處。如：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北伐戰爭、“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八·一”南昌起義等等。與這些運動有關的人物更是不勝枚舉了，像：湘軍將領左宗棠、楊嶽斌、田興恕；辛亥革命領導者孫中山、黃興；共產黨領導人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等。微觀上作者用了大量的筆墨力圖再現曆史，以湘西苗民革屯運動為例，作者為了盡量把整個事件描述得真實清楚可信，從“陳渠珍被迫辭職，宋濂泉抗租反陳”一直寫到“革屯軍接受抗日，張治中視察湘西”，整整花了六個章節。
二、民族記憶的修複力
曆史小說對民族記憶的修複作用是巨大的。對於一個讀者來說，對作品是否具有民族記憶修複作用的判斷，不應僅僅局限於感性認識上，而更應該從理論上及時的去總結分析，多下功夫。《大湘西演義》它首先是立足於大湘西百餘年曆史的大小事件記憶的重建；其次在描寫史實基礎上作者又謀求對民族文化進行清理，從而達到文化上的記憶喚醒。
《大湘西演義》從1852年“田興恕刺臂入筸軍”起筆，直到1952年“陳渠珍病逝長沙”落筆，以陳渠珍在政壇上的三起三落為主線，穿插描寫了許多相關的曆史事件、曆史人物，全書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達33人之多，這些人之中，既有共和國元勳賀龍，也有名滿天下的大文豪沈從文先生；既有民國內閣總理熊希齡，也有從士兵到封疆大吏，從平民到陸軍中將的田家父子；既有毀譽參半亦正亦邪的湘西強人“彭叫驢子”彭春榮，也有凶狠殘暴的湘西“匪王”張平，這些曆史上有名有姓個性鮮明的湘西聞人們共同演繹了那段錯綜複雜的大湘西曆史。“作者把大湘西風雨飄搖的、血雨腥風的、變幻莫測的、沉甸甸的曆史栩栩如生的展現在讀者麵前”，就是要使經曆者再一次重溫當時幕幕場景，使未經曆者對大湘西曆史有一個必要的了解。“寫的雖是百年滄桑，卻足以濃縮千載風雲。這百年是湘西與外來文化大交彙、大碰撞，自身大躁動的百年，也是這個長期被曆史所遺忘的南方少數民族最終喊出自己的聲音，登上曆史舞台的百年”。這就是民族曆史的構建，這種構建讓人物更加厚重，更加富有智慧和理智，作者對不平凡的曆史記憶修複向世人顯示出了大湘西無比獨特的民族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