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教背景
儒釋道都崇奉關公，但是真正屬於儒家的祠廟卻沒有從統計中反映出來。從統計看，佛教廟宇顯然占據著絕對的優勢（60.8%），道教隻占4.4%，民間信仰（包括家廟）則占18.2%：
其中最為著名的正陽門關帝廟屬於道觀，這倒是與嘉靖立廟，萬曆以道教封號“關聖帝君”在此敕封天下關廟的情況前後一致。奇怪的是從登記情況看來，它與正陽門前1號觀音廟的廟產登記人，都是同一位叫劉之維的人，而與東嶽廟、白雲觀等京師最大的道教派係宮觀無虞。
此外，從雜祀神隻的情況，也可推測出地域或者民族特色來。如民國二十至二十三年《全遼備考》記述漢族祭典，即介紹說：
“鄉村公祭者，則有關帝、財神、苗神、土地、山神、馬王、牛王、青龍、五道、火神等祠。”
可知京師關廟雜祀，或其他雜祀廟觀中普遍供奉關帝者，多與關外漢軍習俗相近或者一致，黑龍江兩誌記述中所謂“陳漢軍”者，當為遜清道光二十年“開邊”政策實行，允許關內漢人墾荒初期的移民，故光緒十六年（1890年）俄人伊萬諾夫斯基（А，O.Иваиовский）在東北地區作民俗調查時，發現其廟祀多為九神（關帝、黑臉龍王、紅麵火神、四首或六手馬王、牛王、藥王、蟲王、苗王、財神）同供，而率以關帝為首的情況。但這些習俗在“闖關東”的山東、河北當地民俗中並不普通，其言“最後至者”則應為民國時關內漢族移民，說明這是清末開始出現的民間信仰。且大多散布在京郊鄉村，尤其以海澱附近八旗聚居地相對集中，作為鄉土信仰的代表，規模也較小。因此隨著北京的近代城市轉型改造，消失得也最為明顯。
回念自晚明關羽崇拜成為國家信仰中心，並逐漸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以後，“雜祀”現象便開始出現，“東林”、“閹黨”都曾以敬拜關羽互相標榜，說明對於關羽崇拜體現的中心價值觀念的理解出現歧義。這一方麵固然是與中國尤其是道教體係的多神崇拜，尤其是實用主義傳統密切相關，另一方麵也說明儒學對於關羽崇拜的“超越性”核心價值理念發掘闡述不夠。清代正式將關羽崇拜置於國家祭祀的中心位置以後，仍然浮於表麵，加之滿洲貴族由原始薩滿轉為喇嘛教，與中土道教及民間信仰混合，造成關羽崇拜雖在平麵範圍內進一步擴散，但仍然沒有解決關羽神所以成為中華多民族信仰中心的價值-道德規範問題。所以越是混合多種信仰的“雜祀”，越是無所不能，應答十方的“靈應”，在某種意義上就越發削弱了關羽神作為曆史人物的道德榜樣，護衛國家民族的勇武剛烈不屈之精神象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關羽神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做到像兩河流域發源之“一元神教”如猶太、耶穌、伊斯蘭等宗教那樣，以其普適的價值-道德核心，展示持續出長久凝聚力的一個重要因素，關羽崇拜於20世紀西方列強的技術、文化雙重衝擊下逐漸衰落，也有其難以避免的曆史-文化原因。
進入21世紀時，北京著手把海澱古鎮夷為平地，建設“中關村高科技園核心區”，已為一片商務大廈替代。但就在緊靠全球規模最大的一家法國連鎖店“家樂福（Carrefour）”的東南角，居然複建了一所關帝廟，在人來車往的繁華街道旁，寂寞孤獨地矗立一隅。據介紹：
“中關村西區建設工地上保存完好的關帝廟，曾經是海澱古鎮的一個重要景觀。它始建於明朝，重修於清朝。古時的海澱，習慣在主要路口建設廟宇，這座關帝廟就是當年許多廟中的一座。從元朝到清朝，皇帝途經關帝廟來往於皇城與皇家園林之間，人們把這條禦車輾過的石板路叫斜街。如今，斜街與關帝廟在中關村西區的建設中都保留了下來。”
但我揣想複建主持者當初的真實意圖，也許更把關帝廟作為“財神”，來為今後中關村財富的持續增長留下一座膜拜之廟。可惜沒隔兩年，這座僅存廟宇也轉租給一家公司作為茶座了。可知隻曉得“利益最大化”的今日商家，已對傳統價值體係隔膜的程度，實在令人搖首歎息。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中國曆史-文化中關羽崇拜的研究發掘，絕非停留於複祀興廟，感慨回味，而應當更加致力於道德-價值體係的整合及其現代性闡釋，以便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和複興，尋求一個既具有深厚傳統，普遍認同，又能夠不斷開掘，振發進取向上精神的人格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