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聲明的是，三次登記不僅每次詳略不同，而且同此登記對於供奉神像的填寫也有詳略不同，多數僅以“神像若幹尊”籠統概括，且不分主祀配祀，造成了精確統計的困難。其次表列中“署為關帝廟者”首先包含各類關帝廟，包括雖然曾用以別的名稱登記過，但也有一次以上以關帝廟名義登記在冊者（比如第一次登記號171永壽寺關帝廟）；其次包括以“伏魔庵”、“三義廟”、“老爺廟”、“武聖庵”等名稱出現的寺廟，但是沒有包含“忠義廟”、“忠佑寺”，原因是供奉神祗情況記載不夠確切。此外，還有一些專祀關公的廟宇（如第一次登記號273的弘慈寺、300福峰寺、304崇興寺等）也沒有統計進去。部分原因是廟宇呈現的雜祀狀態非常普遍，不僅絕大多數廟觀中佛道儒及民間雜神共祀一堂，連關帝廟中也呈現著多神共拜的現象，這都是在長期供奉中陸續增添的而形成的。本統計所以重在名稱者，是充分考慮到建廟初衷及民間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些著名寺觀，如東嶽廟就供奉有關公，但是也有一些供奉關公的著名廟觀如雍和宮、廠橋西黃城根白馬關帝廟、京師各城門甕城內關廟（正陽門、東直門除外）等卻沒有登記在冊。至於曆代帝王廟、民國關嶽廟等已與民國初期大量寺廟改為學校、機關一樣，當時已經別用用途，也沒有計算在內。網上一項資料表明，這些寺觀今日仍存有建築或部分甚或點滴遺存的僅有十四座（標注★者）。
從統計看來，1928年至1947年的二十年間，北京廟觀總體數量上分別減少了25.1%和55.5%，供奉關公的廟觀在絕對數量上分別減少了61.6%和69%%，但是其中署名關帝廟的比例則分別為48.06%、67.11%、57.06%，反而出現了上升趨勢，且以抗戰爆發，民族危亡的1936年比例最高，日本占領以後則略有恢複。這與日偽時期的宗教文化這冊以及北京市民的堅持民族操守的情緒是否有關，值得再探。
如果再作深入探討，則發現關公雜祀主要分布於一些鄉裏合祀的綜合性小型雜廟之中，且多以三聖、五聖、七聖等名目與觀音、土地、青苗、龍王、蟲王、財神、火神等共祀一堂。在登記時人們以為盡人皆知，故這些廟觀所尊神像大都語焉不詳，而這些民間廟觀又是縮減最明顯的。謹據三次登記資料統計附表於下：
清末民初旗地官田紛紛易手，已經帶來了京畿鄉村社會形態的顯著變化。這二十年中隨著戰爭帶來的人口大遷徙（包括隨國民政府遷離、從軍抗戰、因勞工或其他原因離鄉背井者），鄉裏社會形態已經遭受極大破壞，這類廟觀二十年間僅及當初什之一耳，也是數量減少最為顯著者。
二、廟產及規模
廟產是寺觀日常生活來源所係，一般分為房產和地畝，前者用於瞻禮，後者用以維持生計。但是民國以後有力的供養人大幅減少，地畝麵積變化甚大，已經不可能像雍正年間海澱上莊玉河村關帝廟那樣，短短十餘年間就由檀越施舍或者自置到地畝四百一十二畝之多。所以房產部分也多用以出租，或者為學校、機關租用或者占用。廟產性質分為私建、募建和公建三種，但是概念上絕非今日所謂私人所有、公共所有和集體所有。大地而言，私建包括個人、廟觀所建，募建包含廟觀、官方所建，公建包括合村、合街及同業公會所建。本表在規模上隻列入了房產，以見出廟觀建築規模。以北京地區而論，十間以下至多一進院落，二十間以下可有兩進院落，二十一間以上以至百餘間者，則包括三進或者跨院群落。
統計說明，京師關帝廟或者供奉關公的廟觀中，私建比例最大，其中甚至有若幹“家廟”、“祖遺家廟”；其次是公建、合建者，證實城鄉信善分布廣泛。從規模上看，則大型廟觀存留85.1%，幾率明顯大於中型（31.7%）和小型廟觀（11.3%）。這也與當時社會動蕩，鄉裏解體的狀況吻合。此外部分大型廟觀還有其下院，即主要廟觀之下還管轄著若幹小廟，如道教名觀白雲觀就轄有太陽宮和寬街、西便門兩座關帝廟，寶公寺、精忠廟和興隆寺的住持也為同一人，再如萬壽關帝廟、崇寧寺、東安門及五道營關廟，萬春關帝廟與福峰寺、上堂子關帝廟與崇興寺的情況也是如此。這種支持也是部分小型廟觀得以支持下來的原因之一。
三、始建年代
前人曾言晚明京師城鄉關廟已有百座之多，清代則屢現高潮。根據統計，這些廟觀的始建年代分布如下：
其中所述唐建寺廟中關公供像當為後世所設，而所謂宋建關廟於史無征，當為自我作古所致。明代建廟共計158座（占總數的25.9%，其中注明“明健康”者，實無其年號），高潮在萬曆年間，洵非虛言。清代345座（56.5%），高潮在康熙、乾隆及道光、光緒年間。無考者92座（15.1%），似應計入明代或清前期。這種情況與前述崇拜關羽的幾次曆史高潮也大體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