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筆者如此費力提要鉤玄，發掘資料，但曆代關羽崇拜中究竟還隱藏著中國文化演進的多少秘密，仍然是一個需要眾多學人共同努力探究的課題。進入21世紀，中國開始了“和平崛起”。關羽崇拜到底還需不需要保存，以及以什麼樣的形式保存的議論已經開始，但那是熱心建言之策士麵臨的形而下學問題，已不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
大體而言，近代中國屢敗之餘，“保國強種”的目光也開始逐漸西移。民國初立，孫中山先生雖然也提出民族複興的目標，但是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步步進逼，已無暇從容規劃實施，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又把文化及其價值體係的最後抉擇，押在了“西歐化”還是“東歐化”的現成模式之上。“東歐化”的指向一度是“國際化”，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本土文化似乎已無存續意義，遺址亦經陸續掃蕩，幾乎一空。不料四十年後，作為東歐化象征和堡壘的蘇聯，居然也“紅旗落地”，聯盟解體，重新回複到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狀態，中國發展的東歐化選擇，也隨之遭遇顛覆。逮至2003年，“民族複興”的呼聲才再一次以官方決議的形式重現於中國。這不禁讓我們再一次回味陳寅恪在20世紀30年代對於中華複興的一段歸納性意見：
“至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雖似相反，而實足以相成。從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事業而能大成者。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惟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民族複興的確需要經濟強國，技術創新，物阜民安，但是也需要自尊自強，不卑不亢，待人以誠。尤其是在市場初興，商品大潮，追求“快速致富”的過程中，見利忘義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已經到了影響經濟正常運行，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價值觀念及其體係支持的問題又重新提了桌麵上來。2001年南京一名考生在應對主題為“誠信”的高考作文時，“以熟諳的三國故事為基礎，編撰了赤兔馬為誠信而殞身的感人故事，突現了‘真英雄必講誠信’的主題”，成為全國的一時熱門話題。如何認識和評價關羽信仰，又重新擺在21世紀中國人的麵前。看來這還是一個需要持續進行探討的問題。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海外華人的“尋根”熱潮，與外國商家、民眾亟需了解中國曆史文化的熱情彼此激蕩，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旅遊潮。碩果僅存的幾座關帝廟也重新包裝上市，日進鬥金。各種專家也“趁熱鐺子”搖筆為文，寫出了多少煌煌大著，淒美文章。但是我們究竟對於曆時兩千年的關羽文化了解多少？對於它在中華民族發展曆史上的意義、地位懂得多少？對於是否傳承接續這個傳統準備了多少？學人論著，每每上接先秦經典，動輒《老子》、《論語》，但是對於古人留下精神遺產的傳承、演進、沉澱、汰棄、升華過程，卻往往視若不見，尤其是其於民間的流變，更是所知甚少。
孔子在《論語·為政》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國。”既然“民族複興”的進程已經起步，那麼回顧傳統價值觀念及其體係的構建過程，以便在傳承的基礎上形成新的道德秩序和價值體係，以極大提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應該是必要的步驟。而關羽信仰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資源，尤其是它何以具有深厚堅實的民間根基，包容四裔的融彙能力、綿延不絕的曆史積澱和跨越時空的現實影響，值得認真研究總結，並重新作出現代性的詮釋。是為全書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