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專辟一節《華北地區的保護神——關帝》研究20世紀上半葉河北、山東的村社的關羽崇拜與鄉村權力網絡的問題，依據的主要資料是日本滿鐵株式會社派員於1941～1942年進行社會調查，編纂出的資料，取的是一個日式漢名《中國農村慣行調查》（以下簡稱《慣調》）。我想如果結合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關老爺》（1941年）、井上以智為《關羽廟的由來與變遷》（1941年）、《關羽信仰の普及》（1948年）、大矢根文次郎《關羽と關羽信仰》（1943～1944年）所以會集中發表於此時或稍後，其背景頗可注意。
蓋源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以後，華北不但沒有如願以償，成為日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腹地，抗日根據地反而風起雲湧，活躍在青紗帳及山區，進行“敵後”遊擊戰。
1941年日軍華北派遣軍總司令易人，岡村寧次提出“治安強化”的戰略方針，開展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集軍事、政治、經濟、交通、特務為一體的“總力戰”。上半年開始對冀中區展開全麵的“蠶食”進攻，把占領點、線擴展為麵，以“蠶食”結合“掃蕩”，步步壓縮抗日根據地。使華北軍民抗日進入最艱苦嚴酷的階段。我認為，滿鐵資助的這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應當是其“總力戰”的一部分，重點是從民眾信仰中摸清鼓舞支持抵抗力量的根源。無怪乎滿鐵調查員也承認在調查中存在著“不合作”態度，“人們對作為殖民統治者代表的調查員懷有疑懼”，所以有些人表現得“性情古怪”。按滿鐵株式會社是日據時代以大連為基地，經營東北鐵路網的大型集團，建有滿鐵圖書館，收集有許多中國小說戲曲的善本、珍本和孤本，恐怕也與此有關，而非風雅所致。
杜讚奇從日人調查資料中發現：
“（關羽）可能是華北鄉村中供奉最多的神靈，被調查村莊中眾多的關帝廟及廟碑即是證明。最令人吃驚的是，人們從關羽的故事中引申出不同的傳說和解釋。……從關羽的神話的曆史社會學過程中可以看出，社會各階層從關羽的事跡中不斷地引申出符合自己願望的神力，盡管各社會集團對關羽這一神化人物的解釋不盡相同，有時甚至互相抵觸，最特殊的是滿清帝國的態度，但日久天長，這些神話互相融合，使關帝成為無所不能的萬能之神。”
《慣調》記錄了許多原始碑刻資料，並從同村關廟碑刻考察其連續性的信仰特征。如山東省曆城縣冷水溝關帝廟有五塊修廟碑，最早的一塊是康熙時立的，碑文曰：
“聞之古今建祀立祠者，所以表有功於朝廷，有德於百姓，有光於名節者也……若夫天下分崩，豪傑並起，上下亂，綱紀墜，此時有特起者，二介不取，一名不苛，使奸臣賊子知名分必不紊，懼大義必不可亂，庸國家之重任，為一方保障。……[漢壽亭關夫子]不受曹賊之封而一心為漢室，非有功於朝廷乎？除黃巾之害，誅龐兵之口，非有德於百姓乎？千裏尋兄，獨當一麵，而率殺身成仁，非有光於名節乎？”
幾乎所有碑刻都要頌揚關羽的忠、孝、節、義。而且關帝之神置都位於舊有財神之上。因此關帝和財神常常被混淆。在19世紀60年代“同治中興”之時，各地紛紛為關帝“正名”。即使經濟貧窮、文化落後的欒城縣寺北柴村，同治八年（1869年）也“欽念（關帝）盛德，不忍湮沒，捐錢重修（關帝廟）”。直到上世紀30年代仍然祭祀關帝聖誕。因為在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代，盼望“發財”最能體現著從溫飽到富裕的所有願望。
杜讚奇在該書第五章《鄉村社會中的宗教、權力及公務》中，把華北鄉村的宗教類型分為四種：“村中的自願組織”、“超出村界的自願組織”、“以村為單位的非自願性組織”及“超村界的非自願性組織”，它們彼此組建成鄉村社會權力的網絡文化，並且發現關羽崇拜在其中都擔負著主要或者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的曆史背景和社會環境之下，對關帝的任何特定修正都要從這涵意豐富的深厚背景中吸取力量。所以不同地區，關帝的教化作用也不同。鄉紳們之所以信仰關帝，是因為關帝具有這種既是國家又是大眾守護之神的多重性。
調查既然出自作為占領者的日人，自然不可能訪察到中國人信仰的底蘊。綜上所述，關羽在抗日戰爭時期具有的象征意義和對於民眾的鼓舞功效，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了。
抗日戰爭是中國現代史上最近一次抵禦外侮的英勇鬥爭。盡管勝利具有國際因素，但是百年積弱後迸發出來的堅定意誌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抗爭，仍然可圈可點。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現代化顛覆，理性抗爭已經占據了主要地位，但在背後仍然可以看見關羽信仰的影響。李福清說：
“在東北也流行一些關公顯聖斬倭寇的傳說，敘述‘九一八’即1931年日軍侵略東北時大刀會與日軍打仗，關老爺顯聖助大刀會消滅敵人。這傳說講述人是吉林省渾江市的退休工人，他自己好像不太相信關帝真的會顯聖，助大刀會打仗，所以傳說最後一句是‘不明真相的人，說是關公顯聖斬倭寇，也是貼譜的。’也可能這一句話是整理故事的人加的，無論如何這些例子可以證明，民間至今流傳關帝顯聖助中國軍隊保衛祖國，打外國敵人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