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甘鵬雲、朱一新都是從批評的角度來評說這一變化，其評說也正確地指出了清代經學以微言為宗的弊端，但是，由於學術觀念的不同，他們都沒有客觀地指出這一轉變所具有的重大意義。而韋政通先生在論及劉逢祿的發揮三科九旨時，則正確地指出劉逢祿重微言的曆史價值：劉逢祿對十九世紀思想史的重要貢獻，是“把傳統的三科九旨（張三世、通三統、異內外）……一步步脫出經學上注釋的意義，而成為發揮新思想的基本思考範疇，尤以三世格外顯著，不論是進化、退化，不論是氣運循環，不論是大古、中古、末世，不論是據亂、升平、太平，不論是小康、大同等史觀都可以涵攝於同一範疇之中，甚至在接受西學時，這一範疇也發生相當的作用。當他們把如此複雜的內容藉‘三世’來表達時，事實上隻不過是把它當作範疇性的思考工具而已。”（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第93頁。）由於經學微言是具有極大靈活性的理論，所以，三科九旨的微言在《公羊》學中，本身既有《公羊》學業已形成的固有內容，也有可供進一步發揮的餘地。劉逢祿在論說《公羊》學的三科九旨時，主要是對其已有內容的闡發；同時，也有與時代結合的發揮，即韋政通、楊向奎先生等學者所指出的所謂時代“新義”。但是，這種所謂“新義”，隻是意向性的一般要求變革的觀念，還沒有真正觸及到清代社會的變革問題。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公羊》學愈來愈重視對“新義”的發揮，使三科九旨愈來愈離開《公羊》學的固有內容，而日益變成了可以“涵攝”不同內容的一般性的思想範疇。晚清的《公羊》學家甚至把微言說成可以由人任意填充的符號，如廖平、康有為就是借助講求微言的形式發揮出各自的學說。所以，劉逢祿的重微言的特點，實際上開啟了晚清《公羊》學發展的基本方向。正如何信全所說：“劉氏此一研究孔子之學的見解，實際上決定了常州學往後的發展方向。”（何信全：《晚清公羊學派的政治思想》，台灣經世書局，1984年，第15頁。）就學術而言，劉逢祿對晚清《公羊》學的決定性影響就在於其專求微言。
劉逢祿的《公羊》學所實現的從大義向微言的轉變，使《公羊》學的微言成為經學的主要內容，人們開始重視微言的闡發，而不是大義的論述。微言所具有的靈活性、包容性，使得同一微言可以因人而異地作出不同的解釋。當人們將微言與現實的政治需要結合起來時，就可以從中發揮出全新的時代內容。所以，經學的微言可以成為近代社會的思想養料。盡管劉逢祿的微言闡發還停留在忠實於《公羊》學的本有理念上，沒有與當時社會的發展聯係起來；但是，他的重微言卻奠定了晚清《公羊》學的發展方向。劉逢祿的經學能夠在清代經學史上居於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並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都與他的專求微言有著直接的聯係。
第二，以《公羊》學統宗群經，形成可與乾嘉漢學相抗衡的今文經學體係，並通過對《左傳》的否定，開啟了清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
在劉逢祿之前，莊存與、莊述祖、孔廣森等雖然重《公羊》，但是，他們都沒有以《公羊》統宗群經。在治《公羊》的同時，也兼治《周易》、《尚書》、三禮、四書乃至史書、文字訓詁之書。從其著述的數量來看，對於《公羊》的著述也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除了孔廣森自許《公羊春秋經傳通義》為其代表作外，莊存與、莊述祖對自己的《公羊》學著作並不特別推重。同時，他們也無嚴格的經今古文之分的觀念，在治《公羊》時，往往兼采《穀梁》、《左傳》，認為可以甚至是必須兼采《左傳》、《穀梁》，才能全麵正確地闡發《春秋》，莊存與甚至還公然維護被乾嘉漢學所證明的偽《古文尚書》。所以，他們即使治《公羊》，也沒有嚴守《春秋》今古文經學之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一個今文經學的體係。
今文經學體係的形成在清代經學史上是由劉逢祿的《公羊》學首次實現的。劉逢祿的著述不僅以《公羊》為主，劉承寬稱其父“凡為《春秋》之書十有一種”，都是與《公羊》學有關的著述。另外關於《周易》、《尚書》、《詩經》等儒典的著作，也都貫穿著《公羊》學的三科九旨，而且劉逢祿多次明確地說，《公羊》為《春秋》唯一正傳，《春秋》為五經的莞鑰。他是十分明確有意識的以《公羊》學為宗，來建立一個係統的今文經學體係，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有了劉逢祿的係統的今文經學體係，清代才有了能夠與乾嘉漢學相抗衡的今文經學。所以，戴望說：“自《公羊》先師邵公而後，聖經賢傳蔽錮二千年，徐彥、般侑、陸佃、家鉉翁、黃道周、王正中鹹相望數百載，雖略窺恉趣，未能昭揭，迨所聞世，莊侍郎、孔檢討起而張之，至於先生，幹城禦侮，其道大光，使董、何之緒出而複明，殆聖牖其衷，資瞽者以詔相哉？”（戴望：《故禮部儀製司主事劉先生行狀》，《謫麐堂遺集》文一，光緒元年刊本。）李新霖的碩士論文《清代經今文學述》第三章第二節論劉逢祿的《春秋公羊》學亦說：“夫經今文學雖由莊存與倡導之，並未因之顯於當世，推究其所以能發揚光大者，實為劉逢祿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