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劉逢祿的《公羊》學與莊存與、孔廣森的《春秋》學，就可以看出在劉逢祿之前的莊存與等人即使有三科九旨之說，也是不係統、不突出的，孔廣森甚至還懷疑何休的三科九旨。劉逢祿則在其著作中公開地強調三科九旨在《公羊》學及整個經學中的根本地位，用三科九旨來統宗所有的經典。他以《春秋》為五經的莞鑰，以《公羊》為《春秋》的唯一正傳，而歸總於三科九旨的微言，如此突出三科九旨的微言在《春秋》學乃至整個經學中的根本地位，劉逢祿是前無古人的第一人。所以，劉逢祿的經學才堪稱漢代以後的第一家《公羊》學。清代經學從東漢向西漢的回複，是到劉逢祿時才得以真正實現的。
最早指出此點的是劉逢祿的弟子魏源，他在《劉禮部集敘》中以為由漢學的文字訓詁回複到東漢的典章製度，是由齊變為魯；由典章製度再回複到西漢的微言大義，就由魯而進於至道了。而在劉逢祿之前，隻是東漢之學，至劉逢祿才真正地回複到了西漢董仲舒的今文經學。魏源稱回複到西漢的微言大義就到達至道，這是對他老師學問的極度推許。後來梁啟超關於清代學術的複古之說實本於魏源此論。當然，魏源同許多人一樣沒有認識到微言與大義的區分，不恰當地將微言與大義混而不分，而未能精確地說明劉逢祿的《公羊》學有從莊存與以後的重大義向重微言的轉變。但是，也有一些學者精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如甘鵬雲就多次說：劉逢祿是“舍大義而專求微言”（甘鵬雲：《潛廬隨筆》卷四，台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73年，第1頁。），“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朱一新也說：“道、鹹以後，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弊無窮”（甘鵬雲：《潛廬隨筆》卷六，第718頁。）。《續修四庫全書》所收楊鍾羲所撰《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提要亦說：“自是說經者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矣。”證以道鹹以後的經學家喜借經義以譏諷時政，好言孔子改製，並據以建立其經學理論，甘氏、朱氏之說是合乎清代經學的實際情況的，並且也道出了清代所謂今文經學發展的兩個階段的不同特點，即道鹹以前以言大義為主，道鹹以後則以講微言為宗，而劉逢祿則是促成這一轉折的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