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逢祿的《公羊》經學思想來看，他的確是有見於清王朝的衰落，帶有不滿乾嘉漢學，希圖有某種社會變化，主張經世致用的意圖；但是，他的經世致用並不要求社會製度的改革，更沒有改朝換代的觀念，而是抱著對孔子與所謂《春秋公羊經》的真誠迷信，從經典中尋求經世的藥方，也就是從《公羊》學中尋求解決當時社會危機的方案；他的尋求也僅僅停留在書本、理論的層麵，所以，他說的經世致用不過是觀念形態上的，還談不上將此觀念用於實際的政治活動。即使是他在朝廷上的援經義以斷事，也隻是用經學來解釋一些具體問題，是從經學中為現實政治問題尋找經典的依據，而不是用經學來解決現實問題。解釋現實問題是為現實作論證，解決現實問題則是要求現實的改變，二者是根本不同的，而從經學中為現實政治所尋找到的經典的依據，必然是為清王朝政治服務的，這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否定劉逢祿《公羊》學的時代價值。他的希圖挽救清王朝危機的願望固然不可取，然而，也無可厚非；而他要求理論能夠經世致用，主張改變現狀的觀念，卻可以衝破乾嘉漢學的固守文字訓詁，引導人們走上批評現實、改革社會的道路。如果沒有劉逢祿的這一新觀念，就難以有後來的借《公羊》學而要求社會批判與改革的觀念出現。
三常州《公羊》學派的形成
劉逢祿的《公羊》學除了具有講求經世致用的時代價值外，在學術上，還標誌著清代常州《公羊》學派的形成，實現了清代《公羊》學從重大義向重微言的轉變。這一轉變對清代《公羊》學具有關鍵性的承先啟後的曆史意義。故梁啟超以劉逢祿為清代“治今文學者不祧之祖”（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途之大勢》，台灣中華書局，1977年，第125頁）。
學術界通常把清代以常州學者為主所建立的《公羊》學稱之為常州《公羊》學派。所謂常州《公羊》學派，因其初創、形成的代表人物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都出於清代常州地區，又以《公羊傳》為其主要經典而得名。《公羊》學在經學上為今文經學，故又稱常州《公羊》今文學。一般都以莊存與為其開創者，而以劉逢祿為其形成的關鍵人物。在劉逢祿之先，莊存與、莊述祖都以重《公羊》而聞名於世，另有曲阜的孔廣森亦治《公羊傳》，但是，他們既沒有抓住《公羊》學的本質特點，更沒有以《公羊》學為中心建立起今文經學的體係，所以，他們至多隻是部分的參與為此學派的建立作出了開創工作。
說常州《公羊》學到劉逢祿時才得以形成，主要是就以下兩個方麵而言：
第一，劉逢祿建立起了以三科九旨微言為中心的《公羊》學，真正抓住了《公羊》學的本質特點，實現了清代經學由東漢古文經學向西漢今文經學的回複。
一般人都認為《公羊》學之成為《公羊》學，在於講求微言大義，其實這是一種習以為常的誤說。講求微言大義，是漢代今文經學所共有的特征，不獨《公羊》學，而微言與大義也是二而非一，不可混而為一。大義是儒學所肯定的尊尊、親親的政治倫理原則，這是整個社會公認的法則，可以為任何經學學派所講求，而且是每一個經學學派必須講求的。不僅今文經學講大義，古文經學也無不肯定大義。微言則是通過政治哲學、曆史哲學來體現的政治、社會理想。古文經學重製度典章、名物文字的訓詁，故在政治哲學、曆史哲學上，幾乎沒有什麼論說；今文經學好義理的發揮，政治哲學、曆史哲學就是漢代今文經學義理的重要內容（宋代經學的義理在倫理道德哲學），故微言為今文經學所獨有。但是，不同的今文經學派別所說的微言，不僅有術語的不同，也有內容的不同。因此，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學派的區分不在大義，而在微言；今文經學內部的區分則在於所言微言內容的不同。《公羊》學之為《公羊》學，就在於有一套以三科九旨為獨特內容的微言，這是其他今文經學學派所沒有的。無三科九旨的經學，絕不是《公羊》學；隻有以三科九旨為宗，才可稱之為今文經學的《公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