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麵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宋翔鳳的《論語說義》帶有明顯的漢學風格。但是，他並不反對宋學，他以性與天道為孔子微言，從《易經》來言性與天道，而性與天道其實就是儒家的性理之學，也就是宋學最喜講求的內容。他的特別推重《中庸》、《大學》、《孟子》，一生重視《論語》的研究，與宋學重視四書亦暗自相合。所以，在《論語說義》中我們沒有看到宋翔鳳關於批評宋學的隻言片語。此外，正如陳鵬鳴的《宋翔鳳經學思想研究》所指出，宋翔鳳對宋學的代表人物二程、朱熹十分尊崇，以程朱等人所講的性命義理之學有益於實用，“最為學問入門要路”，後來的學者隻要掌握此論，便可“不流於釋氏”；朱熹所闡發的《大學》之道，“合之於《中庸》、《孟子》之義，無不合……朱子之學，自足繼往開來，非他儒所能及”。（《過庭錄》，中華書局，1986年，第212頁。）充分肯定程朱理學對於儒學的巨大貢獻。這些都說明宋翔鳳的經學既有明顯的漢學風格，但對宋學同樣兼蓄並收。
同時，宋翔鳳的《論語說義》雖然就主要傾向來說是以發揮微言為主，多據《公羊》等今文典籍為說，而否定古文經學；但是，宋翔鳳的否定古文經學，卻不是完全否定，他時也采用古文經學之說。除前麵所引《左傳》的除舊布新之說，在《論語說義二》等書中也有數次引《左傳》為說的記載。在《論語》的齊、魯、古三家中，宋翔鳳不僅采用《古論語》，有時還在今、古文之間從古不從今，如《論語·顏淵》載：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其由也。”古文家訓折為哲，《魯論語》讀為“折”，訓為製，宋翔鳳以為當“從古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六》，《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四，第8頁。）。《毛詩》也是古文家說，宋翔鳳亦時采以為說，如於《論語·泰伯》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宋翔鳳就取《毛詩》說為解。在關於武王的年齡問題上，克殷之歲《文王世子》今文說為九十七歲，《周書》古文說武王六十餘歲，如按今文說，武王作《大誓》時已有95歲，其母當有百餘歲。“《周書》屬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不同，揆之於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賈生書稱成王二十即天子位，亦於今文說不同，當同是古文說”（宋翔鳳：《論語說義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二，第10頁。）。有時他甚至認為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都是七十子之學，同出孔子，他在論《詩經·關雎》時就說：“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出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17頁。）
宋翔鳳的兼采古今、漢宋，並不是無古今、漢宋之分，更不是古今、漢宋並重。在漢宋、古今中，宋翔鳳在觀念上是以今文經學為主，在治學方法上是以漢學為本，對宋學、古文經學的兼采隻是次要的方麵。宋翔鳳所以兼采漢宋、古今，與他“揆之於事理”的治學觀念有直接關係。他認為古代典籍各家異說，同一問題有數家之說，遇到這樣的情況，不應該僅據古今、漢宋以斷是非，而應據“事理”為斷。他說：“古今文家說者各異，在讀書者折其衷矣。”（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三》，《皇清經解續編》卷四〇一，第21頁。）周秦百家之言，多托之於孔子，互相矛盾之處更多，“後之學者，亦但求其當於理而已”（宋翔鳳：《大學古義說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七，第10頁。）。因此，宋翔鳳的著作中常見“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四》，《皇清經解續編》卷四〇二，第10頁。），“理是而文恐非”（同上。）等語。正是有了這樣的治學觀念，所以，宋翔鳳在武王的年齡等問題上，能夠經過“揆之於事理”，而斷定“古文說是”，並采古文經學以為說。如果將此觀念貫徹到底，則無論古今、漢宋，都必須以“揆之於事理”為判定標準，何有古今、漢宋之分？宋翔鳳的這一觀念是清代漢學實事求是觀念的具體化，對於打破學術中的門戶之見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宋翔鳳沒有能夠將此觀念貫徹到底，尤其是在《論語說義》中，他不僅是以今文經學的觀念為主，還時常以今古文經學的不同來評判是非得失，就與他自己說的“揆之於事理”背道而馳了。此外，今文經學與宋學有較多相通之處，而清代的漢學與古文經學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係，這也是宋翔鳳所以能夠兼采古今、漢宋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