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案：《論語》引經，多作“於”，“施於有政”作於，是引申書意也。據包（鹹）意，正以“施於有政”為孔子語，自東晉古文書出，始一此語作書辭，解《論語》者並從而誤。（宋翔鳳：《論語說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九，第12頁。）
文字的使用是有時代特點的，宋翔鳳依“於”、“於”之異，判定“施於有政”為孔子之語是有道理的。他的這些考辨，於訓詁有據，對於理解《論語》的版本及其流傳變化有一定的價值。宋翔鳳對《論語》名物的考辨與文字考據一樣，多數都論證詳明，由此可見其深厚的漢學功底。但是，他的這些考證，都是屬於事實判定，雖然都有考據學的依據，而與全書以孔子素王的闡發為主是不協調的。
有時，宋翔鳳的考證卻近乎煩瑣，如對地名的考證就是如此。這裏有兩個突出的事例：一是他考“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之“鄹”，旁征博引，就引用到了《左傳》、《說文》、《廣韻》、《國語》、《孟子》、《漢書·地理誌》等書。（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10頁。）其二，在關於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的地理位置考證時，宋翔鳳更是幾乎用了一千五百多字來考辨首陽山有三，而伯夷、叔齊餓死的首陽山是洛陽東北的首陽山，利用到的著作有《史記》、《史記正義》、《西征記》、《孟子》、《說文》、《莊子》、《漢書》、《元和郡縣誌》、《呂氏春秋》、《大戴禮》等十餘部。（宋翔鳳：《論語說義八》，《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六，第7-10頁。）這些煩瑣的考證，特別突出地顯露了宋翔鳳的漢學風格。
而當宋翔鳳的考證與其所闡發的微言有所聯係時，他的考辨就往往違背漢學的基本精神，不是實事求是，而是附會以為說。如《論語》中的陽貨與《孟子》中的陽虎是否是一個人，孔安國、邢昺都認為是一個人；趙岐《孟子注》以為是二人，一為大夫，一為士；宋翔鳳以趙岐注為望文生義，並通過考證證明陽虎、陽貨為一人，而這就是主張“為我”的楊朱。請看宋翔鳳的證明：
《鹽鐵論·地廣篇》曰：“楊子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按，西漢人稱陽貨為楊子，陽、楊，古字通用，疑陽貨即楊朱。《韓子·外儲說左下篇》曰：“陽貨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以事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曰：‘……虎務取之……。’”又曰：“陽虎去齊……虎不善樹人。”按雲：虎務取人，又曰不善樹人，即《孟子》楊子取為我之說也。言務取以為己，若樹人則為己害，孟子、韓非之所說正是一家之說。（宋翔鳳：《論語說義九》，《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七，第1頁。）
這段文字之後，宋翔鳳又引《呂氏春秋》、《列子》等書，而得出陽虎、陽貨、楊朱為一人的結論，並以為《列子》以楊朱為戰國人，是楊氏學者所編造出來的，而楊氏學者所以要編造，是因為“陽虎在春秋蒙惡聲，故為楊氏學者諱言為一人”。其說雖辯，卻全無實據，牽強附會，實難令人信服。
因此，宋翔鳳的考辨不可一概而論，當他在進行文字名物的考辨時，是遵循乾嘉漢學的考據原則，在實事求是地證實某一問題，這時的考證多可成立，而且不乏精審之論；而當他在進行與微言相關的考辨時，則往往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多牽強附會之說，不可為據。究其原因，在於他的微言論說帶有一種前定的基調在裏麵，為了符合既定的微言，就不得不曲為之說。
二雜采古今、漢宋
經學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分，漢學中又有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分，它們各有特點。清代的乾嘉漢學主要是承繼東漢以鄭玄、許慎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在清代加以發展，並形成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治學理念與方法。宋學從清代開始就存在，而且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也得到清王朝的提倡與推崇，但是，卻遭到清代興起的漢學的批評，漢學家以宋學所言為“虛”，而以文字訓詁之“實”來矯正其失。乾嘉漢學盛極轉衰，又出現了莊存與的開始重視西漢今文經學，到劉逢祿以《公羊》學為主，今文經學漸受重視。一般而言，治漢學的學者都不講宋學，為宋學的學者則批評漢學，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即聲討漢學的檄文。講今文經學者以微言大義為主，不僅不重漢學的文字訓詁，還對漢學所宗奉的古文經學及宋學多有批評。宋翔鳳的經學卻獨樹一幟，具有雜采古今、漢宋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