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禮》可以陳其義，假借則《詩》、《書》可以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為斷，蓋《詩》、《書》為古人之言與事，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為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得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二，第6頁。）
《詩》、《書》、《禮》所用語言為雅言，而《爾雅》為釋雅言的著作。所以，要明白《詩》、《書》、《禮》等經典，就離不開《爾雅》。宋翔鳳因此對《爾雅》極度推許說：“《爾雅》一書為聲形訓詁之原，雅言之所在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二，第6頁。）並有《爾雅釋服》、《小爾雅訓纂》等之作。清代漢學特重形聲、訓詁的文字考據，宋翔鳳以《爾雅》為其原，足見其推崇之至。
為了說明《爾雅》的特出地位，宋翔鳳還提出《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說：
《大戴禮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詁者，古也，《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皆有古言，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證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二，第5頁。）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謹按：此篇皆明孔子教人之法，即三代立學之法也。《文王世子》記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序。”據此知《詩》、《書》執禮即大學之教，乞言為雅言，合語為樂語。《曾子》書曰：“《爾雅》以觀於古，可與辯言。”此雅言之謂也。《爾雅·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宋翔鳳：《論語說義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二，第6頁。）
周公作《爾雅》之說，出於三國時魏國張揖（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說河間人；為魏國初年博士，一說為魏明帝太和時博士。見王念孫《廣雅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頁。）的《上廣雅表》。張揖在《上廣雅表》中論及《爾雅》與孔子等人的關係時說：“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上廣雅表》，轉引自《廣雅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說被王念孫在《廣雅疏證自序》中采以為說，但是，段玉裁為王念孫此書所作的《序》中卻無《爾雅》出於周公之說。可見，《爾雅》是否一定就是周公所作，張揖本人稱為是“俗所傳”，並不肯定，清代的漢學家也不是都認可。至於《爾雅》與孔子的關係，連張揖也認為“疑不能明”。宋翔鳳卻毫無保留地將一切有關周公、孔子作《爾雅》的說法，都作為《爾雅》出於周公、孔子的證據，這就違背了漢學“考據”的基本精神。然而，《爾雅》也就成為聖人製作的典籍了。宋翔鳳以《爾雅》為據，也有了聖人典籍的根據。所以，《爾雅》時常成為《論語說義》引證為說的經典。
對於《說文》，宋翔鳳雖然沒有像《爾雅》那樣，不加考辨地說成是聖賢製作，但是，他對《說文》的實際重視並不亞於《爾雅》。《論語說義》引用《說文》的地方遠遠超過《爾雅》，如論人性引《說文》“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25頁。）；釋“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引《說文》“唯初太極，立於一，造分天地”（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31頁。）；以“敬”、“仁”釋“忠恕之道”，“俱本《說文》”（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32頁。）；以《說文》“庸，用也。從用、從庚，更事也”釋“中庸”（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13頁。）；據《說文解字》“侃，剛直也”雲雲釋“子路行行如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六》，《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四，第2頁。）；以《說文》“區，崎區藏匿也”釋“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宋翔鳳：《論語說義十》，《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八，第1頁。）；等等。這種將《爾雅》、《說文》作為論說的文字學依據，正是乾嘉漢學的典型風氣。
《論語說義》的漢學風格，還體現在其考證上。宋翔鳳的考證，主要是用文字訓詁的方式來考辨《論語》的文字與其中的名物等。比如，《論語》的原始版本在漢代已不可見，漢代有齊、魯、古三家的傳本，今本《論語》是否存有三家之文，一直是《論語》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宋翔鳳則通過文字訓詁的考證證明，今本《論語》兼有齊、魯、古三家的文字。如《論語·憲問》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之“奡”，宋翔鳳據《左傳》、《說文解字》，而定其為古文。（宋翔鳳：《論語說義七》，《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五，第5頁。）此有取《古論語》者；《論語·憲問》：“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宋翔鳳據《廣韻》“寘、佊，衰也”，引《論語》“子西，佊哉”，考證古文《論語》作“佊”，“佊”不見於《說文》，當存於《史籀》中；又據《公羊傳》、何休注等以為，稱“彼”是《魯論語》、《齊論語》之文。（宋翔鳳：《論語說義七》，《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五，第6頁。）此采有《魯論語》、《齊論語》者；《論語·憲問》：“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宋翔鳳據《漢書》等考辨，以為“正”當作“法”，《古論語》作“佱”，“佱”為“法”的古文，“後人罕見佱字，就法有正義，遂改為正”。作“正”為《魯論語》。（宋翔鳳：《論語說義七》，《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五，第6頁。）此存有《魯論語》者。從宋翔鳳以《古論語》的“佱”存於《史籀》，而《史籀》被認為是文字之原，又以《魯論語》“法”是改《古論語》之“佱”而來，似乎他是視《古論語》早於《齊論語》與《魯論語》。同時，宋翔鳳還通過文字訓詁的考辨，來糾正《論語》在流傳中造成的錯誤。如《論語·為政》第二十一章“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曆代注釋都以為全是《尚書》之語。宋翔鳳則通過考證說明，“施於有政”不是《尚書》之語，而是孔子之語，以此作《尚書》語之誤始於東晉的所謂古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