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翔鳳與《公羊》學
孔子素王說為《公羊》學的理論，因而，宋翔鳳的《論語說義》論說孔子微言，除了性與天道之說，更多的是依《公羊》學為說。《公羊》學從《春秋》中總結出三科九旨等一套所謂微言大義，以證素王改製。這就是宋翔鳳在《論語說義》中所說的：“《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疏，人事浹，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於麟，天下太平。”在這些微言大義中，宋翔鳳論說最多的就是《公羊》學的張三世、通三統、改文從質說等內容。宋翔鳳的這些論說，基本上是對《公羊》學的重申，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關於張三世，他說：
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為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故能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2頁。）
孔子於《春秋》張三世，至所見世而可致太平。（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19頁。）
求張三世之法，於所傳聞世，見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外夷狄；於所見世，見治太平，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此仁之能近取譬，故曰為人君至於仁，此南麵之道，中庸之至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14頁。）
其中關於三世內外異辭等說，為《公羊》學早有之說。而以顏子之後，太平之治已見，視“《春秋》之成，當致太平矣”（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13頁。），將張三世與人君南麵之道、仁、中庸等聯係在一起，則是宋翔鳳論張三世的獨特之處。這裏的論說再次表明，常常以孔子微言與人君之道聯係在一起，是宋翔鳳《論語》學的一大特色。
宋翔鳳論張三世最有價值的是他特別強調了除舊布新的新陳代謝之義。他說：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鬥”；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月，有星孛於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之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太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為本天意以從事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九》，《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七，第4-5頁。）
古人以人事有除舊布新之舉，天象也如此，而彗星的出現，就被認為是除舊布新之象。宋翔鳳列舉《春秋》的所聞世的文公十四年與所見世的昭公十七年、哀公十三年彗星出現的天象，以為孔子書記這三次天象表示的是治見衰亂、治見升平與治見太平的三世之義。他強調《春秋》的張三世之法本於天象的除舊布新，也就是以除舊布新為張三世的本質所在，所以，宋翔鳳的張三世說具有突出新陳代謝的意義。運用到曆史的發展中，新陳代謝就是舊社會、舊製度被新社會、新製度所取代，這至少是具有改革意義的理論。
異內外是與張三世說相聯係的重要內容，一般談《公羊》學者都較為注意此說的於所傳聞世以魯國與諸夏分內外，於所見世以諸夏與四夷分內外，而忽略了如何由內及外的問題，宋翔鳳言異內外則較為重視這一方麵。他說：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合，無莫也，義之與比。”謹案：此章明君子之義內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積毫毛之善，絕纖芥之惡是之謂密，《春秋》治起衰亂，則內中國而外諸夏，亦始於以義治我，故義先於治我，則仁達於天下……（董子）又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閑，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逆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製以容眾。”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亂而立太平，故分仁義為外治內治，其實仁義皆具。於性，用之以治則為法，仁義之法有外內，仁義之性無外內也，《論語》言治人之道，故反複言仁，而仁必合乎義，猶治人者必始於治己，如仁者安仁，則生知之聖已不待治，如知者利仁，利以和義，始於以義治我而後以仁治人，是之謂利仁，仁義之相因為法，五行之相代為用，合之於天命之性，分之於人己之治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29頁。）
這裏主要采董仲舒之說，結合《論語》，強調了《公羊》異內外與仁義法的聯係，肯定了《公羊》學的異內外是依靠道德的作用，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由我及人，由魯國而諸夏、由諸夏而四夷。宋翔鳳把仁義分為仁義之法與仁義之性，認為仁義之性是說仁義的本性，無內外之分，所以，對任何人都是絕對適用的；而仁義之法是講仁義的運用，有內外、人我之分，人們應該以義正我，以仁愛人。這一說法是對董仲舒仁義學說的改造與深化。
宋翔鳳還比較多地論及改文從質之說。《公羊》學提出，曆史的變化是一文一質的文質遞變，而周為文，孔子著《春秋》，為新王立一王大法，就是改文從質。改文從質強調的是曆史的變易性，但是，宋翔鳳的改文從質說重視的卻是曆史的不變性。宋翔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