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三代皆得位為君，而孔子以素王受命，此實生民以來所未有，以為大過，非也。（宋翔鳳：《孟子趙注補正》卷二，《皇清經解續編》卷四〇〇，第4頁。）
他認為趙岐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而錯誤在於不知孔子是受命於天的素王。趙岐此注，前人多已指出其誤，如宋翔鳳的前輩焦循（1703-1760）在《孟子正義》中，就曾詳細地辨析了趙岐之說道不可據，並指責趙岐“直說成阿其所好，全屬觸背，此漢注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焦循：《孟子正義》卷六，中華書局，1987年，第220頁。）。認為趙岐此注是與孟子原義背道而馳的抵觸之論，是漢代注釋中可以廢除的不正確說法。但是，焦循之注主要是從訓詁來說的，宋翔鳳則是從經學素王受命的微言來說的。
二素王製作見於《春秋》
孔子作《春秋》，在《公羊》學的學說中被稱之為孔子改製或素王改製。《公羊》學認為唯有受命於天的天子才有改製的資格，並且隻有通過改製才可以體現其受命於天。孔子雖受命於天，但是有德無位的素王不能如有位的天子，在實際政治中去實現改製，所以，孔子改製是通過作《春秋》來實現的。雖然宋翔鳳還帶有對言“改製”的忌諱，沒有像《公羊》學那樣，明確說孔子著《春秋》就是孔子改製或素王改製，而像劉逢祿一樣將改製稱之為製作，但是，與劉逢祿不同的是，劉逢祿幾乎沒有將孔子製作與素王聯係在一起之說，而宋翔鳳則常常將孔子製作與素王聯係在一起論說。如他說：
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四年，適七十，故《春秋說》雲：“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瑞門之命，作《春秋》，適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類書，九月，經立。”按《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疏，人事浹、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於麟，天下太平，故曰：從心所欲不逾矩。矩者，數也。……《大學》絜矩之道，《春秋》之致太平，追堯舜之隆者，唯不逾矩而已矣。（宋翔鳳：《論語說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九，第10頁。）
《春秋》之作，備闕疑、闕殆之義，應天製作，號令百世，儀封人知之，故以何患於喪告二三子，素王、素臣昭然可知，當時聖賢作述之意，唯求寡尤、寡悔而己。（宋翔鳳：《論語說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九，第9頁。）
孔子成《春秋》，以當素王。（宋翔鳳：《論語說義六》，《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四，第4頁。）
孔子著《春秋》是受天命，應天製作，故有西狩獲麟、瑞門之命的瑞祥。孔子素王，即以《春秋》號令百世。因而，《春秋》是孔子受命製作的體現。
為了肯定孔子應天製作，宋翔鳳還否認《春秋》本為魯國史書之名，提出《春秋》之名出於孔子之說，他說：“《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曾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其實，《左傳》、《孟子》以後，皆有《春秋》為魯史之名的說法，宋翔鳳卻顛倒為說：“《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八》，《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六，第2頁。）這是宋翔鳳的新說法。強調孔子著《春秋》與素王的聯係，雖仍然不敢直言“改製”，但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公羊》學的孔子改製說或素王改製說。
宋翔鳳與劉逢祿相較，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劉逢祿沒有明確的孔子素王說，宋翔鳳卻以孔子素王說為根本。孔子素王說是《公羊》學全部微言的根本，有了孔子素王說，孔子改製、三科九旨的微言及其筆法才有依據；沒有孔子素王說，三科九旨就無統轄、無根據，《公羊》學的微言就無所統宗。劉逢祿說無三科九旨就無《公羊》，進一步說，無孔子素王說就無三科九旨。所以，宋翔鳳論《春秋》微言雖遠遠不及劉逢祿，但是，卻具有劉逢祿所不及的深刻意義。宋翔鳳的經學與《公羊》學的聯係，主要在於孔子素王說，而不在三科之說。
正是有了宋翔鳳的突出孔子素王說，人們才有可能利用孔子的偶像形象，依托孔子製作《春秋》，來建立起自己所需要的理論。而且，由大談孔子素王說以論製作《春秋》，當著合適的時機，就很容易直接引發到孔子改製說、素王改製說。而敢於公開談論孔子改製說，也常常是曆史急劇變動的時期，這時的孔子改製說往往成為人們附會新理論的形式，這在晚清的廖平、康有為的經學中表現得最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