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宋翔鳳的發明孔子微言，著眼點是政治，而不是道德倫理，是希圖從孔子的微言中尋求所謂百世不易的根本大法。而要從聖人之言中去尋求什麼治理國家的不二法則，往往是社會危機四伏的時代。
劉逢祿的發揮《公羊》學，以三科九旨建立《公羊》學為中心的經學體係，基本上是對漢代《公羊》學固有內容的闡發，而宋翔鳳所說的性與天道及其中庸、孝弟的孔子微言，卻主要是孔子之後曆代經學關於人性倫理的論說。這是劉逢祿與宋翔鳳的經學的一個重大區別，也是清代以《公羊》學為中心的今文經學發展過程中值得關注的現象。把不是孔子的東西強加於孔子這一現象，是經學發展中人們在創立新理論時所慣用的手法。但是，漢、宋的經學家借助孔子，講出了經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漢學、宋學之類的新內容，宋翔鳳卻沒有像漢、宋的經學家那樣講出什麼新東西，而是都可以從曆代經學的人性論中所找到的已有觀念。這正是舊有的理論無法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而新理論又還不足以形成時出現的某種理論裂變。這一理論裂變開始於宋翔鳳，結束於晚清的廖平，反映了清代經學家試圖從經學內部建立新理論的努力。由於這一努力是與曆史發展背道而馳的，從經學內部也不可能產生出合於曆史發展的嶄新理論，所以，這一努力隻能以失敗而告終。
四肯定利與貨殖的正當性
宋翔鳳在發明性與天道的所謂微言時，除了沿襲曆代儒學的人性倫理學說外，還提出不同於傳統儒家經學，而具有時代新意的觀念，這就是肯定利與貨殖的正當性。
宋翔鳳肯定利的正當性見於如下一大段論說：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謹案：盡此篇之文，皆以說聖人微言之故也。罕者，希也，微也，罕言者，猶微言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存於幾希之間，通乎絕續之介，故不得聞者謂之微言。與者，相與之際也。夫子讚《易》、修《春秋》，弟子不得聞……王以當利，使物各得其所，為天下所歸往也……《易》以元亨利貞為仁……弟子撰微言，則曰“利與命與仁者”。何也？《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利物足以和義……幹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必利物和義，而後見萬世之性，正萬物之情。故欲求性與天道，必求之利與命與仁也。與命者，率性也；與仁者，利仁也。天命之性備五德、五行，仁則五德、五行之始，有利以保合太和，則天命之性可以率性，可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也。……義，性也；利，義之用也，一也。與，比者，與命與仁也。始於以義治我，乃能以仁治人，其所謂義，即所謂利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即不言所利也；四時行焉者，性之所以率也；百物生焉，人之所長養也，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再言天何言哉者，見吾之微言皆性與天道，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求命之故，仁之故，而後得天道之故。孔子存微言之教，，以為百世之師者，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宋翔鳳：《論語說義五》，《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三，第2頁。）
宋翔鳳此說的中心在肯定利與命、仁，同是孔子性與天道的微言。他借助《易·文言》等，反複說明利同義一樣是孔子所肯定的，以至認為“其所謂義，即所謂利也”。而且，求孔子性與天道的微言就一定得肯定利的合理性。對照朱熹在《論語集注》中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之語：“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宋翔鳳是義利合一論，朱熹是義利對立論。朱熹之說是儒家經學的正統說法，而宋翔鳳之說則與朱熹之說是相反的。尤其是宋翔鳳通過解釋“天何言哉”，得出“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的結論，以為不明白利，就不可能知曉性與天道的微言，更是突出了利在孔子微言中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