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據孔子的“習相遠”，來強調後天的學習。而學習的內容，則是對禮的學習。宋翔鳳甚至認為，學習之義是孔子微言的首要之義：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教廢，孝弟忠信不修，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遂首言立學之義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即瞽宗上庠教士之法……先王興學以治人情，聖人設教以維世，故作君作師，統緒若一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九，第1頁。）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其學為無本。（宋翔鳳：《論語說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九，第3頁。）
宋翔鳳以為，孔子在《論語》中首言學習，就是針對孝弟忠信不修，而為矯治人情，維係世風所發。在他看來，以往儒家所鼓吹的三代之製，也隻有教人學習的學校，才是唯一可以萬世通行之製：
三代之製，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藉，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閡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上無學，則下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出也。自漢以來議法製者，莫能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苟飭綱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為世世通行者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七》，《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五，第3頁。）
在三代之製的封建、井田、學校這三大端中，封建與井田都因時、因地而立，不可通行於一切時空，隻有學校才可以古今、遠近無所不通。這與劉逢祿的重視封建是不相同的。
在宋翔鳳關於性與天道微言上的具體論說中，時常出現“繼治世”、“救亂世”、“治太平”、“一世治”、“世愈亂”、“化民成俗”以及“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其學為無本”等說，再次說明宋翔鳳所謂性與天道的微言，的確是以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為歸屬的。這種以政治為宗的理論，是曆史轉型、新舊交替前夜的必然反映。
三中庸、孝弟
宋翔鳳所說的性與天道的微言，說穿了不過是以人性論為主要內容的道德倫理學說。而借《易經》以發明天道與人性，本是宋學的特色，因此，這其實是宋學在宋翔鳳身上的反映。宋學最重倫常，所以，盡管宋翔鳳將性與天道都最終落實於政治，但仍然重視道德倫理，突出中庸、孝弟、仁等觀念，認為這些也都是孔子的微言所在，以至他認為的孔子微言從根本上說就是儒家所一直重視的中庸之德。前引宋翔鳳《論語說義》最後一卷的總結性論說，不僅以《中庸》為子思明孔子之意，“於《易》成既濟，《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無遺”，對孔子的微言作了最徹底的闡發，而且還盛推中庸之德是古聖王相傳的大法。
從孔子以後的儒家都以中庸之德為一種最高的德行，宋翔鳳卻不說中庸為最高的德行，而說中庸是聖王相傳的大法，這就把儒家的以中庸為最高德行，變為了治理國家的根本大法。在宋翔鳳看來，中庸之德與忠恕之道都不過是堯舜以後相傳的“人君之道”，即聖王治理國家的法則，故他說：
《雍也》一篇，明人君之道，故究以《中庸》之為德，與立人、達人之說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8頁。）
（中庸即一以貫之）孔子明己之道，則曰：吾道一以貫之；明堯舜以後相傳之道則曰：中庸之為德，謂明五德之運，以明於天下，是以謂之至德。孔子素王之德，否乎常時而邇乎百世，久矣之歎，以時考之，知《春秋》之成，當致太平矣。故《雍也》一篇，首言居敬行簡，以明忠恕，而究之以《中庸》，皆一以貫之之微言，南麵而聽天下，不外乎此，《春秋》繼周而作，百世可知。（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13頁。）
這裏把孔子的中庸、一以貫之、忠恕之道都說成是人君之道，為君主南麵聽天下的根本。所以，他講中庸之德是孔子的微言，雖然是從道德倫理來說的，但最終是落實到治理國家的政治學來說。
宋翔鳳還較多地談到孝弟與仁。他認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是“《論語》顯斥季氏，而深沒文公”的“微言”（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4頁。）；其批評季氏三家之僭，謂之忍謂之不仁，亦“微言之所存”（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1頁。），而於仁十分重視。有時，宋翔鳳還將中庸與仁合而為說，如他說：“中庸之德，天待我以明之，故《春秋》之作，不得已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仁也；堯舜率天下，亦仁也，故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亦究堯舜以後中庸之德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14頁。）以為仁即中庸之德。但是，在更多的地方，他似乎更重視孝弟，他多次說：“孝弟為仁之本”（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4頁。）。而孝弟也被他視為堯舜之道：“其實堯舜之道，孝弟而己矣。”（宋翔鳳：《論語說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九，第11頁。）所以，他認為隻有能修孝弟，才可“合之先王之道”，並以《孝經》一書為孔子為曾子所陳，而使“先王之道不湮”（宋翔鳳：《論語說義一》，《皇清經解續編》卷三八九，第11頁。）。又說：“全乎仁者，君道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8頁。）這又一次將孝弟與仁歸結到政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