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人性來源於天，是天賦予人，這是儒學在人性論上的通論。但是，儒學各家在論證上各有各的特點與路徑。而宋翔鳳在這裏，不僅將《中庸》的“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說，《樂記》的“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說，而且將董仲舒等人的以陽氣為性、為善，陰氣為情、為惡之說，《白虎通》的五性六情之說，宋明理學人性論的天理、人欲之分，都一一引以為說。宋翔鳳還從性與天道的聯係中，講到董仲舒等人的天人之際，認為隻有明白天人之際，才可以懂得性與天道的微言：“性與天道者，微言也。觀夫子再言天何言哉，而後知微言之傳，必明於天人之際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五》，《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三，第1頁。）
其二，人性善惡說。
在儒學人性論發展史上，對人性善惡的看法，基本上不出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兩種說法。宋翔鳳以為性善、性惡之說，都是孔子性與天道的所謂微言。他說：
《周易》者，窮理盡性之書也，《易》之乾元，即謂性善，坤元即謂性惡。……言性善者，曰必先有善而後知其惡也，此推本之論也；言性惡者，曰必見其惡而後知其善也，此後起之議也。聖人設教，本非一耑。（宋翔鳳：《論語說義九》，《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七，第3頁。）
故言性善者以繼治世言之也，乾之義也，言性未善者，為救亂世言之也，坤之義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22頁。）
六十四卦皆用九六，獨乾初言勿用，於《易》為乾元，於人為始胎，雖欲言性惡，而極之於始胎，則未有不善者也。善者，陽也，以乾元之勿用，知複初之不遠於乾，明性善之理，此天道也，聖人之學也，於複初著複性之功，此人事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二，第4頁。）
盡管宋翔鳳從《易經》中，為性善、性惡之說都找到了所謂依據，但是，他以性善為《易》之乾元，以性惡為《易》之坤元；又說性善為推本之論，性惡為後起之論；極之於始胎未有不善者，善者為陽，性善之理為天道。而乾尊坤卑，陽尊陰卑，推本勝於後起，天道為尚，所以，在人性善惡的問題上，宋翔鳳雖承認性善與性惡都有立論的根據，但是偏重於性善論，而不是性惡說。（陳靜華：《清代常州學派論語學研究（以劉逢祿、宋翔鳳、戴望為例）》則以宋翔鳳主性惡之說：“然學雖有分性善、性惡兩方，宋氏是以‘性惡’為主的，所以主張以‘後起之議’設教興學，即若孟子之‘誦詩讀書，故道性善’，其目的仍為‘稱堯舜蓋以推本之論，明天以後起之議治人，胥聖人之教也。’所以言性善之學雖為‘推本之論’，落實到現實，仍須以言性惡之學為根本。”（見該文第190頁））
此外，從宋翔鳳以善為天道是人之始胎來看，他是以人初生有善無惡。那麼，惡是從何而來？宋翔鳳以為，是因後天人的好惡的欲望所引誘，不能反歸天理造成的：“人心之好惡為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者，仁也，天理不滅，斯有好仁而惡不仁之性。”（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27頁。）這又是《孟子》、《樂記》、《中庸》、宋明理學人性論所共有的說法。
其三，人性如何去惡歸善。
儒家人性論最後都歸結為去惡向善，而在如何實現善的路徑上，主要有通過個人主觀內省修養與所謂聖王教化、習行這樣兩條道路。孟子的性善論主張前一條道路，荀子的性惡論走的是後一條道路。宋翔鳳在此問題上，亦是兼采為說，認為二者都是孔子性與天道的微言。他說：
子曰：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謹按：上三篇，既詳大學、明堂、宗廟之法，此篇命治國當察鄰裏風俗之薄厚，故仁、知、禮、義皆仁，性所固有，必一一反求之於性，而使自擇之，則俗無不化，而人無不格，父子君臣朋友之道由是而能不失其理，觀於裏（原文誤作“無”，據上下文改。）仁為美，而治太平有矣。（宋翔鳳：《論語說義二》，《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〇，第23頁。）
認為仁義禮知是人性所固有，因而，人性善的實現應該從人自身去尋求，即所謂反求於性。這種說法是《中庸》、《孟子》早就有之的。
同時，宋翔鳳更強調後天的學習對成就善性的重要性：
然《春秋》體元，禮本於大一，要其本始莫非性善之理；《論語》撰聖人之微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知天人之際則必本乎性，凡民為日用之質則尤慎乎習，故《論語》首篇言學而時習，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德，周四海互古今而不變，此其相近也；言語飲食衣服禮俗，更數十年而易行，九州而各殊，此其相遠也。能一而同之則君師之教也，弟子之學也，性相近則有善而無惡，無惡則善亦不可名，習相遠則善惡之途日分，而惡不可不治，名之以善惡而不辨其遠近，則化民成俗之故，無自而入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亦明學禮也。（宋翔鳳：《論語說義九》，《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七，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