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在漢代有齊、魯、古、張禹四種版本，孔子素王說的微言到底出於何種版本《論語》呢？劉逢祿在《論語述何·敘》中說：“何君既不為守文之學，其本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以何休從《論語》闡發三科九旨的微言依據的版本，是不可知的。宋翔鳳則提出：
《問王》謂《春秋》素王之事，備其問答；《知道》，知率性之道，故能知人知天。《論語·堯曰》篇記堯、虞、夏、商、周，至子張問從政，為孔子素王之事，其記知命、知禮、知言，皆以《知道》貫之。傳《齊論》者，於二十篇之後，又作此二篇，以發揮其蘊，蓋出於內學。漢時齊地最盛，故齊《詩》問五際六情；《公羊春秋》亦出於齊人胡母生，有孔子受命之事，《齊論》此二篇亦是秘書之流。（宋翔鳳：《論語師法表》，《食舊堂叢書》，中國書店，1984年，第1頁。）
《齊論語》較它本多《問王》、《知道》兩篇，宋翔鳳據篇目推斷當為孔子素王之說；又以《公羊春秋》為齊學，亦有孔子素王說，《齊論語》也為齊學，所以，他是以《齊論語》可與《公羊春秋》的微言相發明的。從經學家法原則來說，劉逢祿以何休說不知本於何家，不如宋翔鳳的《齊論語》與《公羊春秋》可相互發明之說高明。
第三節性與天道的微言發明
性與天道是宋翔鳳談論得較多的孔子微言。他談性與天道，總是與文章相對而言，並以六經分別為說。
一性與天道存於《易》與《春秋》
宋翔鳳在《論語說義》中，多次以六經的《詩》、《書》、《禮》、《樂》為孔子教人的文章，屬於可得而聞之列；以《易》、《春秋》為性與天道，屬於不可得而聞之列。為證此說，他以孟子、荀子、太史公為說：
孟子、荀卿之書，皆言《詩》、《書》、《禮》、《樂》，而不為《易》、《春秋》之教；太史公《儒林傳》亦先言《詩》、《書》、《禮》三家，而後及《易》、《春秋》，以二書於當時不可得聞之數。（宋翔鳳：《論語說義四》，《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二，第7頁。）
宋翔鳳認為孟子、荀子無有《易》、《春秋》之教，太史公的《史記·儒林傳》先言《詩》、《書》、《禮》，後及《易》、《春秋》，也是可得而聞與不可得而聞的性與天道、文章之分。但是，孟子在書中幾次論及孔子著《春秋》，宋翔鳳對此的解釋是：“《孟子》言《春秋》，明孔子之統緒，不舉其文，知不以教也。”（同上。）這一解釋牽強附會，很難令人信服。宋翔鳳不過是以此證明，孔子的微言與大義之分從孟子到漢代，一直有人知曉。
同時，宋翔鳳又鑒於《論語》中孔子多《詩》、《書》、《禮》、《樂》之教，而無有《易經》、《春秋》的論說，指出不可得而聞的微言與可得而聞的文章之間，二者是相通的，可以由可得而聞的文章去體悟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也就是從《詩》、《書》、《禮》、《樂》的大義去知道《易經》、《春秋》的微言。他在論“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論語·公冶長》。）時說：
所謂一者，仁之性也，仁性合乎天命，是謂性與天道，以仁之道修其教於人，是為文章，子貢憫一世之人不被《詩》、《書》、《禮》、《樂》之教，故守其所聞者，以發明之。尋《論語》一書，孔子教人之法，以推言《詩》、《書》、《禮》、《樂》，而《春秋》之義則曰竊比，學《易》則曰假我，答問未嚐及至，究乎其極，則《詩》、《書》、《禮》、《樂》皆歸乎《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唯聖人能知之，非學者所能至，至顏子慕聖，庶幾夫，既博文約禮，而又進以欲罷不能，知十之旨，有所獨造。（宋翔鳳：《論語說義三》，《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一，第2頁。）
孔子教人以《詩》、《書》、《禮》、《樂》，雖不及《易經》、《春秋》，但是，《詩》、《書》、《禮》、《樂》的文章卻是本於《易經》、《春秋》的性與天道，而且《詩》、《書》、《禮》、《樂》的最終旨歸，也就是《春秋》的治太平。所以，《詩》、《書》、《禮》、《樂》的文章存有孔子的微言，可以通過《詩》、《書》、《禮》、《樂》的文章，來探求不可得而聞的微言。宋翔鳳說：
故言語與文學相為表裏者也，聞夫子之文章，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不可得聞，而終不絕也。如子遊、子夏之徒，無不聞性與天道，而以文學為科者，欲以《詩》、《書》、《禮》、《樂》公之於天下後世，而微言存乎其間，以待其人。則俗儒疑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固其宜也。（宋翔鳳：《論語說義六》，《皇清經解續編》卷三九四，第2頁。）
他認為，孔門四科的語言與文學，雖然都是以文章為務，但是，其中包含有待後人去發揮的微言。所以，宋翔鳳以為發明孔子的微言，並不是什麼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本是一些經學派別指責《公羊》學的言論，宋翔鳳此說是為《公羊》學的微言說製造理論與曆史的依據，也是為正逐漸興起的《公羊》學提供其正當性的理論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