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鍾氏看來，宋翔鳳之學是訓詁與義理相結合，早年以訓詁之說為主，四十歲以後以義理為主。後來在《宋翔鳳學術及思想概述》中又說，宋翔鳳之學兼具乾嘉漢學與道鹹今文學“兩派的特征”。《清史稿》、《清儒學案小傳》也說宋翔鳳“通訓詁名物，誌在西漢家法，微言大義，得莊氏之真傳”（《清史稿》卷四八二《宋翔鳳傳》、《清儒學案小傳·方耕學案中》所述完全相同。），無不肯定宋翔鳳的經學具有乾嘉漢學與今文經學的雙重特點。
宋翔鳳所生活的大環境是乾嘉漢學為主流的時代，他的父親宋簡就是一位漢學家，學宗鄭玄、許慎，治三禮與《說文》，著有《說文諧聲》一書。宋翔鳳自小從他父親那裏受到的是乾嘉漢學的影響，稍長，他又從學段玉裁，治東漢許、鄭之學。後來他所結交的師友如錢大昕、阮元諸人，多為著名的漢學家。宋翔鳳的母親是莊述祖的妹妹，他早年隨母親到常州從舅父莊述祖受業，得聞莊氏今文學之家法緒論，宋翔鳳的著作中就時引莊述祖之說，莊述祖亦有“劉甥（逢祿）可師，宋甥（即翔鳳）可友”之語（《清史稿》卷四八二《宋翔鳳傳》。），對宋翔鳳的經學給予充分肯定。這種家庭學術背景，使他從小就受到乾嘉漢學與莊氏今文學的雙重影響。
而早年的宋翔鳳的更多是信奉乾嘉漢學，以至對劉逢祿的否定《左傳》，並不以為然，劉逢祿曾談到這一點：
嚐以語宋翔鳳（注：語之劉歆等改《左氏》為傳《春秋》之書，及續經乃劉歆妄作之事）宋雲：“子信《公羊》而以《左氏》、《穀梁》氏為失經意，豈二氏之書開口便錯。”餘為言《穀梁》隱元年傳之失。（劉氏自注：見《申廢疾篇》）而檢魯世家果與今左氏不合，宋乃大服曰：“子不惟善治《公羊》，可以為《左氏》功臣，自何邵公、許叔重且未發其疑也。”（劉逢祿：《廣膏肓》，《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史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宋翔鳳最終還是接受了劉逢祿的說法，他的否定《左傳》、發揮《論語》的微言大義就直接源於劉逢祿的《論語述何》。而宋翔鳳發明微言大義的《論語說義》等書都成於中晚期，所以，宋翔鳳一生的學術雖然都兼具乾嘉漢學與今文經學，但有一個從早年重乾嘉漢學到中年後重今文經學的轉變。這個轉變說明，宋翔鳳學術的歸宿是重視今文經學，是微言大義的追求。以闡發義理為主，是宋翔鳳晚年的主要學術傾向。
就清代經學的進程來說，宋翔鳳經學思想中具有發展意義的是今文經學，而《論語說義》無疑是其代表作。《清儒學案》說：“通訓詁名物，誌在西漢家法，微言大義，得莊氏之真傳。嚐以《論語》二十篇素王之業備焉，自漢以後，諸家之說不能畫一，因綜核古今，為《論語說義》十卷。”（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七五，第340頁。）馬宗霍在《中國經學史》中說：“翔鳳之學，略次於劉，而飾說過之。作《擬漢博士答劉歆書》，又作《漢學今文古文考》，以《公羊》義說群經，以古籀證群籍。以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會通眾家，自辟蹊徑，而精力所貫，尤在《論語》（撰《論語說義》、《論語發微》），至是今文經學遂以大明。”（馬宗霍《中國經學史·清之經學》，上海書店，1984年，第149頁。蕭一山《清代通史》亦有類似論說：“翔鳳嚐作《擬漢博士答劉歆書》，又作《漢學今文古文考》，以《公羊》義說群經，以《古籀文》證群籍.以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該，大義所著，非一端足竟，會通眾家，自辟蹊徑，而精力所貫，尤在《論語》，撰《論語說義》，《論語發微》，至是今文之學遂以大明。”《清代通史》第四冊，第1744頁，台灣商務印書館，1963年。）寥寥數語既道出了宋翔鳳經學的特點，也指出其經學的主要內容及其意義。其中通訓詁名物，是乾嘉漢學的表現；以古籀證群籍，是受莊述祖的影響；而以《公羊》義說群經，述《論語》既有莊述祖的影響，但更多的是劉逢祿影響的結果；其以素王說《論語》，則是宋翔鳳的獨特貢獻。在常州《公羊》學的發展史上，宋翔鳳的今文經學雖然不如劉逢祿，但也是其發展中的重要一環，陳鵬鳴以為“宋翔鳳是常州學派裏地位僅次於劉逢祿的關鍵人物之一”（陳鵬鳴：《宋翔鳳經學思想研究》，《中華文化論壇》2001年第4期，第100頁，）。
宋翔鳳對今文經學微言大義的探求主要體現在《論語》的闡發中。對《論語》的探求，宋翔鳳用力尤多，時間也極長。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宋翔鳳就開始輯錄鄭玄的注，十年後，有《論語纂言》之作，刊於嘉慶八年（1803）；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底，輯成《論語鄭注》十卷；到道光二十年（1840），又刊行《論語說義》，後來宋翔鳳還將《說義》改為《發微》，（陳鵬鳴的《宋翔鳳經學思想研究》一文，對宋翔鳳的《論語》研究有較為詳細的論說，可參見。）足見宋翔鳳一生對《論語》的重視。其中《論語纂言》、《論語鄭注》主要是漢學的著述，而《論語說義》、《發微》則重在微言大義的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