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述祖在論《春秋》時，時常把《春秋》之義與《夏時》之等相比附，這不僅見於上麵所引的文字。在其他地方，他也常常有所論說。如他說：
《夏時》亦孔子所正，《夏時》之取夏四時，猶《春秋》在取魯史也。（莊述祖：《夏小正音讀考序》，《夏小正經傳考釋》卷首，第5頁。）
莊述祖認為《夏時》為孔子所定，而孔子定《夏時》取夏代四時時令，如同著《春秋》取魯史一樣。因此，夏代四時如魯史，《夏時》猶《春秋》。孔子在《春秋》著其義，而在《夏時》著其等。如《夏時》大正、小正、王事三等之例，即《春秋公羊》三科之義，《春秋公羊》之三統即《夏時》之三正：
曷謂王十有一月？通三統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也，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也，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也。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複，三統建興，天地之始，故《春秋》三微之月皆書王，以是見承天統者不可不慎也。（《明堂陰陽夏夏小正經傳考釋·夏時說義下》卷三，第15-16頁。）
所不同的是《夏時》是繼治而作，《春秋》則是繼亂而作。他說：
《夏時》推原終始之運，本其所以興，曰：“正月啟蟄。”猶戒之以所以廢，係之十有二月，曰：“隕麋角。”十有二月隕麋角，失閏也。《春秋》再書十有二月螽，終以西狩獲麟，麟者周之瑞獸也。《春秋》繼亂反諸正，當修文王之政，《夏時》繼治失其道，是為十有二月隕糜角。得失之戒昭昭明甚。（莊述祖：《夏時說義下》，第19頁。）
《夏時》與《春秋》的繼治與繼亂雖然正反不同，但都是孔子所要告訴人們的聖人之道。所以，二者又是相通的：“竊以為《夏時》之等，猶《春秋》之義也。故準何邵公《公羊春秋》條例，睎隱括就繩墨。”（《大戴禮記夏小正考異後記》，《夏小正經傳考釋》卷一，第2頁。）
莊述祖還把這一比附擴大到五經：
故《易》終未濟，《書》終《秦誓》，《詩》終《商頌》，《春秋》終西狩獲麟，《夏時》終於隕麋角。戒之哉，戒之哉！（莊述祖：《夏時說義下》，第19頁。）
《易》非卜筮也，《春秋》非記事也，《夏時》非記時也。聖人之於經，所以觀三代之道也，天地之德也，聖人之心也。《易》之卦也，《春秋》之義也，《夏時》之等也，一也。（莊述祖：《夏時說義下》，第1頁。）
他認為，《易》的卦、《春秋》的義，《夏時》的等，都是聖人之心的體現，所表現的都是天地之德，三代之道；而《易》64卦以未濟終，《書》以《秦誓》終，《詩》以《商頌》終，《春秋》終於西狩獲麟，《夏時》終於十二月的隕麋角，都是蘊含著孔子所要昭戒人們的聖人之道。莊述祖的這些比附，帶有以《春秋》之義來貫通五經的觀念，而他於《春秋》三傳最推許《公羊》，所以，他的以《春秋》之義來貫通五經，實際上是以《公羊》為主的。劉逢祿的以《公羊》統宗五經，明顯地受到莊述祖這一思想的影響。
從莊述祖的經學思想中可以看出，他與伯父莊存與有很大的不同。李兆洛曾論二人學術說：“宗伯（莊存與）如泰山洪河，經緯大地，而龍虎出沒，風雲自從；大令（莊述祖）如窮島極徼，宙合未通，而奇險所辟，跬步皆實，蓋有積精致神之詣焉。"（《珍藝宧遺書序》，《珍藝宧遺書》卷首。）而從清代經學發展的軌跡來說，莊述祖的經學思想盡管有既以漢學為根株，又有說經宗西漢的不協調，但是，他的重視今古文經學的區分，推許《公羊》學的有家法，尊崇董仲舒、何休，以《春秋》之義貫通五經，批評劉歆的作偽等觀念，則將清代以《公羊》學為中心的今文經學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這些思想經劉逢祿的發揮，形成了以《公羊》學為宗的經學體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莊述祖雖然與莊存與一樣都以發揮聖人之義、三代之道為歸宿，都推重董仲舒與何休，但是，莊存與是重大義而輕微言，莊述祖則開始轉向對微言的相對重視，這一轉變正是劉逢祿經學思想形成的必要資源。故深於莊氏家學研究的蔡長林將莊述祖視為莊氏家學的轉折人物，是合於清代經學史發展的準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