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孔廣森與莊述祖的經學(3)(1 / 3)

第四節與何休《公羊》學之異

孔廣森評判曆代《春秋》學,雖然肯定先秦的孟子與元代的趙汸,但是,他的《公羊春秋經傳通義》並沒有以孟子或是趙汸為主,而主要是以三傳為主,三傳又以《公羊傳》為重。他肯定三傳中唯《公羊》多得聖人之義,稱許何休的《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然而,他不僅有許多不同於《公羊》學的觀點,而且,還對《公羊》學有許多批評以至否定,這主要集中在對何休的《公羊解詁》上。

孔廣森認為《解詁》之失有兩不通,又稱之為“二惑”,他的《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就是要“去此二惑,歸於大通”(《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敘》。)。這是孔廣森的《春秋》學異於何休《解詁》之所在,也最能說明他《春秋》學的特色。

《解詁》不通之一,是不肯援引《穀梁》、《左傳》之說。漢代經學講究師法、家法,今文經學尤重嚴守師說,故何休《解詁》守《公羊》之說,而不取《左傳》與《穀梁》,這本是合於漢代經學的家法原則的。而對於漢代經學的師法原則,孔廣森是有看法的。他說:

古之通經者,守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即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複起而不惑,尚將參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為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謬於聖人,且不逮三子萬分之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

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氏》,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同上。)

師法並不完全合乎聖人之義,三傳對《春秋》都有得有失。故既要相信師法,又不能固守師法,而應兼采三傳。不信三傳之師法,就無從知道《春秋》之義,而墨守三傳師法,就很可能以失為得,或者丟掉他人獨得的聖人經意。愈到後來,《春秋》愈是晦澀,就是由於經師的固守各家之學,而沒有會通三傳。隻有會通三傳,才可以探求到《春秋》的真義。所以,何休的墨守《公羊》,被他認為是《解詁》的一惑而遭到他的嚴厲批評。如何休釋閔公元年,“季子來歸”,不信《左傳》之說,就被孔廣森斥為“支離之說”,不予采用:“何氏必不信《左氏》,乃以上傳季子至為從家至朝,此經來歸為自洛姑歸,支離之說,今悉無取”(《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四。)。主張會通三傳,甚至引用史籍文字訓詁著作以解《春秋》,而不固守《公羊》,是孔廣森《春秋》學的一大特點。

《解詁》不通之二是孔廣森所認為的何氏誤說。孔廣森對於何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一點上,孔廣森的《春秋》學與何休《公羊》學的差異也主要體現在這上麵。阮元於嘉慶三年,在揚州為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所作的《序》中,指出了孔廣森與何休《公羊解詁》的不同之處,就主要是從這一方麵來論說的。孔廣森以為何休的誤說,有一般性與原則性的誤說之分。一般性與原則性誤說的不同,在於一般性的誤說多在一些具體性的解說上,這些誤說不會影響到《公羊》學的基本理論,改變不了《公羊》學的性質,而原則性的誤說涉及《公羊》學的基本觀念。

對一般性誤說的糾正,即阮元所說的“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益”。(阮元:《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序》。)像僖公八年,“鄭伯乞盟”,《公羊傳》以“蓋酌之也”,何休則訓為“挹血”。(《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五。)這一類的批評就屬於對何休一般性誤說的糾正。(這一類的批評還有,如阮元序中講的“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明夫人不係於公也,所不敢言,不同三也。”又如《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敘》說的:“叔述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莊公九年“齊小白入於齊”,《公羊傳》“其言入何?篡辭也”。孔廣森說:“何氏之例,大國篡例月,小國時,又納亦為篡,皆誤也。子糾正,小白不正,而一言納,一言入,不當同為篡,若納不月起(《傳》雲:夏,公伐齊納糾),非實篡,又不當入亦不月。《春秋》要自論正不正,豈分別大小國乎,故今不取。”而莊存與《春秋要指》認為“公羊子之義,納、入、立皆篡也。”孔廣森之說既不同於《公羊》,也不同於莊存與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孔廣森的三世劃分不同於何休。何休說的三世說,以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世,以文宣成襄為所聞世,以昭定哀為所見世,即所傳聞世為五公,所聞世為四公,所見世為三公。孔廣森則從顏安樂之說(顏安樂三世說的依據是,《春秋》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雲:“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而《春秋》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雲:‘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之後,即為所見之世。),以三世各四公。所見世以孔子生後的襄公為斷,“所見之世據襄為限,成宣文僖四廟所逮,所聞之世宜據僖為限,閔莊桓隱宜四廟之所逮也。親疏之節,蓋取諸此”(《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一。)。孔廣森認為,顏安樂的三世劃分可以較好地解釋《春秋》三世的不同,筆法亦異,如所傳聞世大夫卒,恒不日,日則有故,如強牙卒日;所聞世恒日,不日者有罪,如得臣、仲遂卒不日;所見世無論有罪無罪,有故無故,皆恒日。三世說是《公羊》學的重要理論,對《春秋》三世的劃分雖然屬於三世說的內容,但是,三世的劃分隻是三世說的技術問題,而不關係《公羊》學的理論實質,關係《公羊》學理論實質的是對三世之義的闡釋。所以,孔廣森關於三世劃分的不同於何休,並不是三世說理論的不同,更不是與《公羊》學理論性質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