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廣森與莊述祖的經學都是繼續莊存與而來，但是，不同的經學思想決定他們兩人對清代後來經學的影響大不相同。孔廣森的經學思想基本上沒有超越莊存與的《春秋》學，莊述祖的經學思想則表現出更加明顯的向西漢今文經學的轉化。
第一節孔廣森的生平與著述
孔廣森的《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承繼莊存與的《春秋》學重《公羊》的傾向。較之莊存與的《春秋正辭》，這部著作從書名上更為接近漢代的《公羊》學。但是，從內容上看，《公羊春秋經傳通義》的經學基本思想，仍停留在莊存與《春秋》學的水平上，甚至可以說有某種倒退。
孔廣森（1752～1786），字眾仲，又字約，號顨軒，山東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八代孫。他的祖父是衍聖公孔傳鐸，父親孔繼汾是孔傳鐸的第四子，字體儀，號止堂，以知識淵博，深通經學而著稱。史載孔廣森：“聰穎特達，嚐受學戴震、姚鼐之門，經、史、小學，沉覽妙解。”（《孔廣森傳》，《清史稿》卷四八一。）17歲時就舉於鄉，20歲時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授檢討。“年少入官，性淡泊，耽著述。”（同上。）遂告養歸家。後因其父編寫《孔氏家儀》一書，遭族人孔繼戍告發，以篡改《大清會典》之罪充軍，經孔廣森借貸贖罪而得救。乾隆五十一年（1786），大母與父相繼去世，孔廣森居喪，因過分悲傷而逝世，時年35歲。
孔廣森才華橫溢，盡管英年早逝，卻在諸多方麵頗有建樹。徐世昌的《清儒學案·顨軒學案》說他：“研經明算，聲韻尤精，聖裔儒宗，曠代一遇。”姚鼐的《儀鄭堂記》也說：“約博學，工為詞章。天下方誦以為善，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他的文詞在當時為一些學者所推崇，如孫星衍在《儀鄭堂駢儷文序》中說：“餘在江淮間，友人汪容甫出顨軒駢體文相示，歎為絕手。”雖然孔廣森自己表示對東漢的鄭玄最為尊崇，其居還以“儀鄭堂”為名，但是，江藩以為孔廣森真正的成就並不在訓詁文詞，而在推研經義。所以，《漢學師承記》在講孔廣森時，竟全文收錄孔廣森的《戴氏遺書序》為主要內容，並說他“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
在短短的一生中，孔廣森留下了《大戴記補注》十三卷、《禮學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駢儷文》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等著作，內容涉及文詞、經學等諸多方麵。（參見徐世昌：《清儒學案·顨軒學案》，江藩《漢學師承記》等。）其中最為清儒所稱許的則是《公羊春秋經傳通義》一書，如阮元在《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序》中就稱其書“成一家之言”，而孔廣森本人也以《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冀備一家之言”自許（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敘》，《清經解·續清經解》第5冊，鳳凰出版社，2005年。）。在去世前夕，他以其書鄭重地托付其弟，孔廣廉說：“丙午冬，將返道山之前數夕，語廣廉曰：餘生平所述詎隸古人，《公羊》一編，差堪自信，藐孤成立，尚不知千秋之托，將在吾弟。”（同上。）可見，《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是孔廣森經學的代表作。
第二節經主義，史主事
孔廣森對《春秋》的看法，與莊存與有相同之處，但也有許多差異。他說：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製，發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淩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為雖有繼周而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幹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托？托之《春秋》。（《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敘》。）
他說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這是《公羊》學的孔子素王說。但孔廣森承認孔子為素王與莊存與僅稱孔子為至聖是不同的，故而在《春秋》一書的性質上，二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孔廣森不像莊存與隻說孔子著《春秋》是對先聖的繼承，而更多的是強調孔子損益六代禮樂文質，其中有為繼周之王所立的“新國之典”，其中包含著孔子的“新意”。所以，對《春秋》一書，孔廣森著重的是探求其中所包含著的孔子“新意”，即“《春秋》托王義”（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一〇，《I清經解·續清經解》第5冊。），而不僅僅說是對先聖的繼承。
但是，孔廣森也並不否認《春秋》與列國史的聯係。他認為《春秋》之名，就取自魯史《春秋》：
《春秋》雖魯史，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經。（《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敘》。）
《春秋》本為魯史舊名，孔子沿襲其名，但卻不是簡單的因襲，而是含有生成賞罰的新意，所以才成為聖人之經。然而，他反對孔子僅采魯史的說法，認為孔子著《春秋》不僅隻采魯史，還有對他國史的采用。如在論莊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時，孔廣森就說：“俗儒輒以為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采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亦何憾於曹，而世世闕其卒日？”（《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在解釋僖公九年“冬，晉裏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時，又說：“謹案《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事為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雲：冬十月裏克殺奚齊，於次十一月裏克殺公子卓於朝，亦誤以為兩弑為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弑在下年，似據《晉乘》而改正之者也，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五。）他明確指出《春秋》僅采魯史的看法是俗儒的“妄陋”之論，解釋不了《春秋》的許多記載。隻有承認《春秋》采列國史，才可以合理地解釋這些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