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弑君篡立之事層出不窮，即莊存與所謂“《春秋》諸侯其能解免於篡者希矣”（同上。）。所以，《春秋正辭》一方麵對各種篡立行徑，辨析毫末，嚴加防範，痛加斥責；另一方麵，極力強調討弑君之賊的重大意義：“討賊之義大矣，不討賊之罪重矣”（莊存與：《春秋要指》。），使討賊成為莊存與全至尊的重要內容。不能討賊者一概被視為誅絕之罪，而對能討賊的任何人都予以肯定讚揚。為此，莊存與也不惜求異於《公羊》學，如楚莊王入陳誅殺弑君的夏征舒，《公羊傳》與董仲舒都以為稱楚子為楚人是貶，“不予專討也”（《春秋繁露·楚莊王》。）；而莊存與則以為，書“楚人殺陳夏征舒”是“討賊之辭”，是對楚子的褒獎（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公羊傳》與董仲舒的說法，本來就是反對諸侯專討，維護天子權威的尊王之義，與莊存與的全至尊是一致的，莊存與也有不少反對諸侯專殺的論說。那麼，在這裏又為什麼要求異於《公羊》學呢？可能在莊存與看來，對於全至尊而言，弑君較之諸侯專殺危害更大，因而，誅討弑君的亂臣賊子，較之反對諸侯專殺更為重要。所以，他不取《公羊》學之說，並不是不反對諸侯專殺，而是要強調君王的神聖不可侵犯。又如文公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此條《公羊傳》無說，莊存與卻大加議論，以明討賊之義，認為楚君商臣是弑君的賊子，故宜申以十年的時間謀殺商臣不是弑君，而是討賊，他雖失敗被殺，但還應該肯定，故被《春秋》許為楚國的大夫。（莊存與：《春秋正辭·外辭第六》卷八。）
從莊存與全至尊的論說中，可以看出他的全至尊主要在維護君王與王室的絕對權威，而不在《公羊》學所說的大一統。盡管莊存與在《奉天辭》中也講大一統，並承認《公羊》學大一統的尊王之義。但是，在最能表達他的全至尊的所有論說中，我們都沒有發現他有尊王與大一統相關聯的論說，這與《公羊》學的尊王總是落實於大一統是不同的。這是莊存與與《公羊》學的又一個區別。由於莊存與的全至尊是以至高神聖的天為依據的，所以，全至尊的尊王、維護王室並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對清王朝的維護，而更多的是莊存與對理想政治的維護。
莊存與認為《春秋》所立人紀，無所不包，可通於萬事。而在全至尊之外，尊賢、重民、仁義為本則是較為重要的內容，對此，《春秋正辭》也有較多的論說。關於尊賢，他說：“《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下》卷五。），尊賢是《春秋》的大義。因為“非賢，不可以為卿，君不尊賢，則失其所以為君”。“彼世卿者，失賢之路，蔽賢之蠧也”（同上。）。因此，他對《公羊》學的譏世卿特別讚賞，一再引以為說：如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他解釋說“魯無異姓大夫，則賢賢之義缺矣……而世卿之害家凶國，為王法所必禁矣”；（同上。）釋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也引公羊子的譏世卿之說，以世卿為非禮；文公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據大夫日卒為正，此條無記載當無所貶，但是，莊存與卻認為“義不得無貶”，因為臧孫辰有“弊賢（柳下惠）”之大罪，“小善不足以自贖也，其絕之也，義在指矣，曷不讀乎《春秋》”（同上。）。莊存與在這些地方所說的尊賢，也就是在《春秋正辭敘目》中所說的尚賢，所以，以為莊存與所說的尚賢隻是尊董仲舒、何休等人，實非莊存與尊賢之義。
關於重民，莊存與認為同樣是《春秋》的大義所在，“民者，王者所甚重也，《春秋》重民”（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他在《春秋正辭·內辭》中提出，“民者，君之本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以民為君本，認為君主應該以民事為務，“諸侯非民事不舉”，“苟有天子之命，有百姓之事，則野死不以為危”；而對不顧人民，隻知自己享樂腐化的君主則提出批評，如批評“隱公觀魚五”，“桓公狩以四”，是“以稼穡之地為禽獸之地”，“妨神農之大事”，指斥這些做法為不愛民的“亂政”。他對於春秋時期不顧人民死活的戰爭，尤其深惡痛絕，他說，“《春秋》之法，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愛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外辭第六》卷八。）。“輕用民死，謂之殃民”（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與寇賊何異？”（同上。）如他評論桓公十年“齊桓、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是“使百姓肝腦塗地而不恤，不仁甚矣，以爵稱之，言不可一日在民上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論桓公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說：“人之，貶之也。《春秋》惡兵，所猶痛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日以誌誌，痛此蒼生同日而就死地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論桓公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則指責魯桓公有“殃民之罪大矣”（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他指責從事戰爭的君主是大不仁，應該用最嚴厲的刑罰來處罰，“師者，服上刑，而其君，為大不仁矣”（莊存與：《春秋正辭·禁暴辭第七》卷九。）。
在論說尊賢、重民時，莊存與就涉及了仁義為本的大義。如他說：“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尊賢養賢之家法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天子辭第二》卷二）以親近仁人為尊賢的家法。他反對殺民的戰爭，就因其“不仁甚矣”。在莊存與看來，“三王之道，仁義為大”（莊存與：《春秋正辭敘目》。），因為仁義是一切道德之本，能夠解決社會人事的一切問題，而沒有仁義，社會國家就會危亡，“仁為讓本，以仁去利，讓為禮本，以讓去爭，禮為國本，以禮去兵。苟不務仁，不能去利、去兵，無益，亡之道也”（莊存與：《春秋正辭·禁暴辭第七》卷九。）。故他認為，誅討亂臣賊子，隻是治理社會國家的末務，仁義才是治亂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