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亂臣必誅，賊子必誅，治之末也，非《春秋》之貴。《春秋》即天下之人之心，而明示以不義，即天下之人之心，而眾著之以義，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以不義賄之天下，而途之人莫之從也。為人子者，冠以著代婚授之室，必將敬且哀焉，莫敢以為利，苟以為利，則弑之端也。《春秋》使其知其代之者，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大惡之端恒於斯，而絕之早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外辭第六》卷八。）
《春秋》所貴不在討賊，而在仁義。而危害仁義的大敵是利，義為善，利為惡，“不善則惡，無中立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敘目》。）。所以，莊存與特別強調義利的對立不相容，以人有有利之心，為亂臣賊子弑殺君父的根由，要求人們從根本上向義去利。莊存與說：“《春秋》之義行，則庶土交正禹之明德也，非聖人孰能修之？”（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將仁義的精神深化於人心，使庶民都能夠爭行大禹之德，在莊存與看來這就是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也是《春秋》隻可能出於聖人之手的證明。
莊存與由《春秋》所發明的諸大義，雖然說以仁義為本，但是，重點卻在全至尊、尊賢、重民上，仁義屬倫理學說，全至尊等說是政治理論。因此，莊存與發明的大義是以政治理論為主的，而不是以倫理學說為主。這顯然是不合於宋學的言心性，講性理，以倫理為主，二者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公羊》學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學說，因此，莊存與的發明大義與《公羊》學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他發明的尊王、尊賢、重民等大義，也是《公羊》學所特別注重的。所以，盡管莊存與在發明大義時，不僅多求異《公羊》學，而且於《公羊》學無說之處常大力發揮，但是，精神卻不脫《公羊》學。
第五節莊存與經學的評價
在以文字訓詁為務的漢學極盛之時，莊存與的經學卻以發明大義為主，這無異於獨樹一幟。所以，他的經學著作遭到許多株守漢學者的猛烈指斥，如李慈銘說：
莊氏之《尚書既見》，向讀龔定庵所撰《碑文》雲雲，私揣其書必毛氏《古文尚書冤詞》之流，而侍郎素稱魁儒，又在毛氏之後，既有為而作，當更援據精慎，不似毛氏之武斷。乃今聞之，既無一字辨證其真偽，亦未嚐闡發其義理，但泛論唐虞三代之事勢，憑私決臆，蔓衍支離，皆於經義毫無關涉。……附會糾纏，浮詞妨要，乾隆間諸儒說經，斯最下矣。阮氏《學海堂經解》中屏之不收，可謂有識。（李慈銘：《尚書既見》條，《越縵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1975年，第109頁。）
今讀其《尚書既見》皆泛論大義，多主枚書，絕無考證發明之舉。……皆未免輕棄傳記，憑私臆造。其《毛詩說》，以“日居月諸”（“日居月諸”為《邶風·日月》中每一段詩句的開頭一句。）為衛人殺州籲後，莊薑念先君兩子皆敗，自傷之詩；《葛覃》以後妃親葛為儉而失禮，謂葛之覃為美後妃之容，黃鳥之鳴為美後妃之言，皆穿鑿不可信。（李慈銘：《尚書既見》條，《越縵堂讀書記》，第109頁。）
……皆未免輕棄傳記，慿私臆造。（李慈銘：《味經齋遺書》條，《越縵堂讀書記》，第1167頁。）
胡玉縉在《毛詩說書後》，稱引李慈銘的批評後進一步說：“實則全書似此類者不勝僂指。”（胡縉玉：《學林集林》第四冊，第31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9月。）又說：“《周官記》五卷，《周官說》二卷，《補》三卷”七卷，“為例未免不純。無《宗伯》、《司寇記》亦不可解……而《冬官司空記》綴以韻語，凡三十六句，蓋仿《考工記》、《嘉量銘》、《祭侯辭》而失之。要之，存與倡西漢之學，《春秋正辭》外大率任臆而談，別為一派。此書未必盡合周公製禮之意，而尚有依據。王氏刻《經解續編》補收之，其亦不得已而思其次歟？”（同上。）從李慈銘與胡玉縉為代表的漢學家的批評中可以看出，漢學家最不滿莊存與經學的地方，是莊存與的“絕無考證發明”，多“穿鑿不可信”。而講大義，重義理，恰恰就是要不能斤斤於考據訓詁，所以，漢學家的批評不能說不是門戶之見。但是，莊存與的經學忽略文字訓詁，甚至為明大義而不顧清代考據的已有成果，這也不能說不是莊存與經學的缺點。
但是，一些能夠跳出漢學局限的學者，則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對莊存與的經學給予極高的肯定，如譚獻說：
閱莊方耕先生《尚書既見》，雖未決去偽古文，而文事深淳古厚，直接董、荀……國朝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莊氏一家，皆第一流。（譚獻：《複堂日記》，（台北）華廣書局，1970年影印光緒15年刊本，第2頁。）
閱劉申受《書序述聞》，說《尚書》精深，源於宗伯公。吾故以謂莊氏學精於惠，大於王也。（譚獻：《複堂日記》，第3頁。）
李兆洛撰《禮部劉君傳》稱：
禮侍公鴻識卓學，甄綜天人，經緯聖哲……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真，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群儒。（李兆洛：《養一齋文集》一四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頁。）
董士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