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的三世說講內外之分，莊存與的《春秋正辭》中有內辭、諸夏、外辭三篇，並言及“《春秋》本魯，以推諸夏”（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序》卷七。）；“《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春秋》以內辭錄公侯伯子男子喪，小大有等，遠近有別”（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以魯為內，則以諸夏為外；以諸夏為內，則以四夷為外。但是，莊存與的內外之分，同樣隻是在《春秋》三世筆法內外之異的意義上來說的，而沒有與撥亂、升平、太平的三世之義相聯係。所以，莊存與雖然有“張三世”一說，但是，對《公羊》學三世說最有價值的社會漸進的曆史觀卻毫無所取。
再次，關於大一統。對此，需要先作一區分。大一統講尊王，屬大義，從曆史發展的理想社會來講大一統，則屬微言。莊存與基本上接受了大義的大一統。他不僅引董仲舒與何休等人的相關論說，而且用自己的話說：“次三曰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郊社宗廟，尊無二上，治非王則革，學非聖則黜。”並認為“治《春秋》之義莫大焉”（莊存與：《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卷一。），以政治上的尊王、思想上的崇聖為大一統的內容，並以其為《春秋》的根本要核，其義與先秦及漢代的《公羊》學是相同的。但是，因其時代不同，二者又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漢代《公羊》學的大一統是在社會動亂之時，人們對社會一統渴望的反映；而莊存與的大一統是在清王朝統治鞏固之時，對現存秩序的維護。而且，莊存與的肯定大一統是以肯定聖人之道為出發點的，與一般意義上的為現存統治秩序製造合理性是不同的。而對微言的大一統，莊存與卻沒有一點發揮。
在《公羊》學中，大義是現實的政治主張與道德理論原則，微言則是政治理想及其理論論證。大義明著而確定，微言則隱諱而靈活。而《公羊》學之為《公羊》學在微言，而不在大義。可以說自漢以後，所謂《公羊》學的衰落，並不在其大義的失落，而在微言的不被人理解，更沒有對它的說明與發揮。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對《公羊》學的微言不僅絕少發揮，而且主要是否定；相反，對大義則是處處竭力論說，不遺餘力。這就是莊存與的《春秋正辭》與《公羊》學的區別所在。如此說來，莊存與雖名義上以《公羊》為宗，但是，並沒有得到《公羊》學的精髓。所以，雖然說莊存與在三傳中特重《公羊》，但不能說他的《春秋》學已經就是《公羊》學。有的論文說，莊存與的《春秋》學，是兩漢《春秋公羊學》的嫡派（《試論莊存與的〈春秋正辭〉》，《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65頁。），這是不符合莊存與經學思想的。本書以他為清代《公羊》學的開創者，也隻是就他重在三傳中《公羊》的學術傾向而言，正是順著這一傾向的發展，才有了晚清的《公羊》學。
莊存與的不講微言，隻重大義，與清代經學的發展狀況是相應的。朱一新曾說：“道鹹以後，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弊無窮。”（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一，（台北）世界書局，1963年，第24頁。）道鹹以前經學重大義，是經學的微言還無用武之地；道鹹後“多強六經以就我”的重微言，一則是大義已完全成為毫無時代意義的陳詞濫調，二則是人們隻能借微言來曲折表達新的社會發展要求的體現。可見，以道鹹為判的重大義與重微言之分，實是曆史發展內在要求在經學上的表現，莊存與的重大義實有曆史的內在原因。
以上是就《春秋正辭》的內容而言。如果從講求書法即對《春秋》的闡釋上來說，《春秋正辭》與《公羊》學的確具有如出一轍之處。從書、不書、當書而不書、不當書而書、常所書、偶所書等所謂《春秋》書法中以推見聖人之義，是《公羊》學在闡釋《春秋》上的特色，也是其與《左傳》、《穀梁傳》的區別。莊存與不僅在《春秋舉例》與《春秋要指》中論列了這些書法，而且在《春秋正辭》中也是依據這些書法準則來闡明其大義的。在《春秋正辭》裏，莊存與一再說《春秋》於常事不書，所書皆非常事，而所書皆有聖人之義，如莊公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文公四年“衛侯使寧俞來聘”，所書都是對齊桓公、晉文公打擊夷狄、安定中國的肯定；而昭公二十一年，“晉侯使士鞅來聘”，則是對天下禮亂的貶斥，“何以書？非常事也。此為非常事奈何？僭甚矣。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是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賄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自是無書聘者矣”（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至於書不當書的常事，所書則有否定，也有肯定，如：成公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使荀庚來聘”，“向以為常事焉而不書也。晉侯使荀庚來聘何以書？抑之也。何抑爾？禮之始失也”（同上。）；襄公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何以書？非常事也。晉修禮於諸侯，則曰非常事，何也？天王崩，而嘉事不廢，其失常也大矣”（同上。），皆是否定之例。而襄公二十九年，“晉侯使士鞅來聘”，“何以書？非常事也。《春秋》善改過，貴複正。晉以拜城杞來聘，我以大夫報之，晉改過，而我複正。則何以書？以改過書也，以複正書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則是肯定之例。又如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宣公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同上。）；文公十一年，“楚子伐糜”（莊存與：《春秋正辭·外辭第五》卷八。），“若此者，《春秋》皆不書”，而《春秋》書之，莊存與都一一指出其中所具有的褒貶之義。至於以君薨不書葬的筆法，或以誅討亂臣賊子，或以明其篡；不書即位、不書王正月的筆法，或為貶篡立者，或為斥“隱公成父之惡”之類，更是莊存與論說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