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要求一定規則，合於規則就是合於書法，在這個意義上，書法又被稱之為例。如《春秋》所書有“譏始”、“疾始”之例，見《公羊傳》隱公二年、四年；又有貶必於其重者之例，見《公羊傳》僖公元年等等。莊存與不僅在《春秋舉例》與《春秋要指》中對這些書法之例都有精到的論說，而且在《春秋正辭》中也時有論及，如他說，“《春秋》非記事之史也，不勝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並常常並引以為說，比如，他以隱公八年，書“無駭卒”，是因其“疾始滅國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下》卷五。），這是據“疾始”之例為說；而桓公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析”，直書魯國大夫柔之名，是因為“大夫會公侯始於此，名以著之，貶之也”；僖公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貶宋公為宋人，因其“諸侯專執諸侯，於是始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等等，則是依“譏始”之例為說。借助《公羊》學的書法、書法之例來發明《春秋》之義，是《春秋正辭》闡發經義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手法。總之，在莊存與看來，《春秋》的書法，一字一句，都有聖人的褒貶之義，他甚至說：“以一字為褒貶，古人不餘欺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上》卷三。）而趙汸是反對《春秋》褒貶說的。這是莊存與與趙汸經學的一個區別。
《公羊》學所說的書法、書法之例，總是用來發明一定的義理的。但是，二者之間又不完全吻合。因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春秋》無通辭”，要求於“嫌得而見其不得”，善於從辭的靈活性中去把握聖人之道的真諦。這種反對拘於文辭來探求《春秋》之義的認識，才是《公羊》學講求書法、書法之例的精髓所在。莊存與對此有極為深刻的認識，他既承認書法、書法之例的原則意義及其互相間的通融性，也不否認其靈活性。他說：“《春秋》辭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文以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春秋》“有單詞、有兩辭、有複辭、有眾辭，眾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內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而不可殊也”；“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以常所書知所偶書，以偶所書知常所不書”等等。（皆見《春秋要指》。）莊存與在探求《春秋》之義時，就十分注意這種靈活性的運用。如關於辭與指之間的不一致性，他既看到“齊、文作而春秋有伯”的“實與而文不與”（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也指出了相反的文與實不與；對於同一的眾辭，既講其所包含的共同之指，又揭示其具體場合的不同含義，“凡城之誌，皆譏也，而所譏不同；凡盟皆惡誌，而所惡不同；凡兵皆不義，而輕重各有主；凡奔皆重其禍，而邪正各有偶”（《春秋要指》。）。盡管在對《春秋》之義的闡釋上，他不完全同於《公羊傳》或是董仲舒、何休之說，如宣公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征舒”一條，董仲舒認為是反對諸侯專殺之義，而莊存與卻以為是肯定楚王討賊之義；但是，莊存與在《春秋》闡釋的手法與精神上，與《公羊》學幾乎完全相同則是不可否認的。而這一點，對後來晚清的《公羊》學有著直接而重大的影響。正是借助於發揮莊存與對《春秋》的闡釋方法與精神，晚清《春秋》學才會走到重《公羊傳》的微言及其借經以言己說的方向。說莊存與是清代《公羊》學的開創者，應該從這一意義上去把握。
4“全至尊、立人紀”的大義闡發
《春秋正辭》對大義的闡發，可以用“全至尊、立人紀”一句話來概括。莊存與在釋《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時說：“《春秋》之義，務全至尊而立人紀焉。”（莊存與：《春秋正辭·天子辭第二》卷二。）在釋隱公三年“三月庚辰，天王崩”一條時，也強調“奉至尊，而立中國之人紀”（同上。），為《春秋》所言之義。“全至尊”可以說是《春秋》的根本原則，而“立人紀”則包括《春秋》的所有政治、倫理原則。故“立人紀”是莊存與所言大義的麵，而“全至尊”則是這個麵上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