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莊存與的整個經學思想相應，《春秋正辭》所說的聖人之道也就是堯舜之道。莊存與說：
然則《春秋》何以作乎？法文王也，樂道堯舜之道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天子辭第二》卷二。）《春秋》製義，以繼王跡。（莊存與：《春秋正辭·禁暴辭第七》卷九。）
《春秋》之義就是承繼堯舜諸聖王之跡，闡發以文王為代表的堯舜三代聖人之道。這一聖人之道就其內容而言，不過是規範君臣父子倫理的禮義，故莊存與在《春秋正辭》中，一再聲稱《春秋》是禮義之大宗：
君子作《春秋》，起教於微眇，其奚待流逴荒亡，為諸侯憂，而後譏其重乎？故曰禮義之大宗，所為禁者難知矣。（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
諸侯之事，父子君臣之大倫，要在於《春秋》，故曰：禮義之大宗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
《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
以《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其說出自西漢的司馬遷。而司馬遷之說本於董仲舒。（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五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春秋之時天下大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絕於書，故《春秋》不是正麵地闡述禮義，而是“所記敗亂多矣”（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莊存與：《尚書既見》卷一，第2頁。），“《春秋》誅亂賊，義有所辟，辭以誅之，未有但已者”（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春秋》考成敗，錄禍福”（莊存與：《八卦觀象解下》，第22頁。）。《春秋》主要是對當時各種違背禮義的言行的批評，並且通過誅討亂臣賊子來說明禮義，故對《春秋》的理解要從孔子所譏來認識，所謂“《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譏，堯舜之道存焉”（莊存與：《春秋正辭·禁暴辭第七》卷九。），而“不知孔子作《春秋》，何以為王者之事？何以為樂道堯舜之道？”（莊存與：《係辭傳論》，第41頁。）孔子正是通過對亂臣賊子的誅討，闡明了他所要說明的聖人之道以及君臣父子所應遵守的禮義大宗。所以，莊存與不僅在書中以誅討亂臣賊子為中心內容，而且專列《禁暴》、《誅亂》二篇，再三強調：“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者，必陷篡殺之名”（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要求君臣父子都必須以《春秋》為教科書，從中體會禮義的規範，領悟聖人之道，才能不失為君臣父子；否則，就將有君臣父子之間的篡殺等種種惡行發生。他對《春秋》的這種基本認識，與董仲舒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公羊》學認為，《春秋》的聖人之道是通過孔子的特殊筆法來體現的，要了解《春秋》的聖人之道就必須明白聖人的筆法。自《公羊傳》以後，董仲舒、何休及其後儒對《春秋》的筆法都多有發明，但是，用所謂《春秋》筆法並不能對《春秋》的所有內容一一作出令人滿意的解說。如，《春秋》昭公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蔡靈公有弑君父的大罪，“般也生死無所容於天地”，按照《春秋》筆法對蔡靈公是不應書葬的，但這裏卻有書葬之文。《公羊傳》無解，何休雖然對此有所解釋（何休的解釋是：“書葬者，經不與楚討，嫌本可責複仇，故書葬，明當從誅君論之，不得責臣子。”《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2323頁。），但是，莊存與卻不以為然。他認為，之所以書葬是因為“蔡不可絕，故過而予之也。《春秋》有過辭乎？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春秋》之過，虞帝之過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在這裏，莊存與承認《春秋》的筆法有所謂“過辭”，也就是承認言辭總是具有不能窮盡義旨的局限性。承認《春秋》有“過辭”，而不是把《春秋》之辭與聖人之道牽強附會，這是莊存與的高明之處。因此，較之許多《公羊》學家尤其是晚清的《公羊》學家，莊存與對《春秋》的解釋較少有附會的成分。
莊存與承認《春秋》有“過辭”，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否定《春秋》之道的絕對性。他提出《春秋》之法與其所表現的聖人之道之間，有有窮與無窮的區別：
《春秋》……法可窮，《春秋》之道則不窮。（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
《春秋》討賊也，正名而已矣。我無加損焉。名窮於不可正加一辭焉，而弑君之賊無所容於天下萬世，故曰：法可窮，《春秋》之義則不可窮。（同上。）
《春秋》用來誅討亂臣賊子的筆法、文辭有限，因此，難免有“過辭”，但是，孔子卻通過有窮的筆法、文辭，闡發了無窮的聖人之道。即使是《春秋》的“過辭”，也不是真正的過錯或是對罪過的肯定，而是“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一類的虞帝聖人之過。這種所謂“過辭”，實際上是聖人在特殊情形下，以“不經”的形式所表達的聖人之道。因此，絕不能因《春秋》的筆法、文辭有窮，有所謂“過辭”，而懷疑聖人之道的無窮。較之某些《公羊》學者甚至將《春秋》的文辭也說成絕對完美無缺，莊存與的說法具有較多的合理性。而他所說的聖人之道無窮，包含時空的雙重含義，從空間說適用一切國家，從時間上說萬世通用，故莊存與說，“《春秋》萬事之權衡也”（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能夠傳之萬世而不亂。這種肯定《春秋》之道或是《春秋》之義無窮的觀念，使《春秋》學在每一個時代都具有對現實指導意義的永恒價值，為《春秋》成為萬古不變之經提供了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