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與《公羊》學的異同
《春秋正辭》的基本思想是以《公羊》為主，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要真正理解《春秋正辭》，必須具體地說明《春秋正辭》究竟吸收或舍棄了《公羊》學哪些思想，其吸收有何不同之處，其舍棄有何意義等。我們可以從由構成《公羊》學哲學的孔子改製說、政治學的大一統說、曆史學的三統說三世說這三大內容來作一分析。
首先，關於孔子改製說。漢代《公羊》學的孔子改製說由三個論點組成，一是孔子素王說，以孔子為有德無位的素王；二是孔子王魯說，以孔子緣魯以言王義；三是《春秋》新王說，以《春秋》為改製的“俟後”之作。而莊存與對這三個論點幾乎都沒有吸收。
莊存與雖然承認孔子受命於天的聖人，但卻不講孔子素王說。他說：
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饗德，乃配天地。（莊存與：《春秋正辭·敘目》。）
莊存與承認孔子受命於天，具有德配天地的崇高地位。可是，他隻說德配天地的孔子為至聖，即聖人之極，而不說孔子是受命於天的素王。隻稱孔子為至聖，而不說孔子是素王，是莊存與與《公羊》學在孔子素王說上的區別。
對於王魯說，莊存與在釋隱公七年“滕侯卒”及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時說：“滕侯、薛侯，《春秋》當新王也，滕子、薛伯，親周也，《公羊》家識之矣”（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這裏雖然有涉及《公羊》學的王魯說的含義。但是，莊存與隻是說《公羊》家有此一說，而沒有明確刊登其說。而他在許多《公羊》學講的王魯地方，都不僅不采其說，反而予以否定。如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附盟於篾”，何休是用王魯之說為解，認為此條是孔子王魯的筆法體現，而莊存與則是用隱公有違孝道來解釋，認為是孔子對魯隱公的批評（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第三中》卷四。）。又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何休說：“所傳聞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莊存與則說：“欲公修魯公之法，而謹諸侯之度也。實逼處此，度外置之，治內治外之謂何也？”（莊存與：《春秋正辭·外辭第六》卷八。）認為此條之義不是說王魯，而是要求隱公謹諸侯之度。又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說：“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為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莊存與則說：“《春秋》之辭，於我君曰公薨，於人之君爵之，而皆曰卒。尊己卑人，本臣子之恩自致於君親，而不貳其敬，義之大者也。豈曰托王於魯哉？”（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以為此條之義也非王魯說，而是講的親親之道。這說明莊存與對王魯說，基本上是予以否定的。
莊存與有“《春秋》當新王也”（同上。）之說，但此說是以《春秋》繼承了堯舜三代聖王之道，而使後世新王有所遵循的萬世不變的大法，所謂“當”隻是“相當於”之義，而不是《公羊》學說的《春秋》是孔子以素王身份，為繼周的新王所立之法。同是《春秋》新王說，《公羊》學強調的是《春秋》改製的意義，而莊存與則講是對堯舜三代聖王之道的總結。他說：
《春秋》應天受命作製，孟子輿有言天子之事，（孟子有言《春秋》為天子之事，故此處“輿”字疑為衍文。）以托王法，魯無愒焉；以治萬世，漢曷觀焉。（莊存與：《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卷一。）
愒訓為貪。《春秋》新王說，發端於孟子的《春秋》天子之事。但是，莊存與認為孟子之說，隻是從孔子受天命而製作了治萬世的王法而言。這個王法也就是堯舜三代的聖人之道，而不是漢代《公羊》學的王魯說與所謂為漢製法。他在論說夏征舒弑陳靈公時，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春秋》天子之事也。罪其君父，所以正本也。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莊存與：《春秋正辭·誅亂辭第八》卷一〇。）
在莊存與的思想中，能用來“正本”的隻能是聖人之道。不僅如此，莊存與還特別強調隻有君王才能改元立製，否則，就是篡殺之誅，死罪之名，“惟王者改元立號，庶邦丕享，則爵命諸侯，天子之事也雲而。苟非其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免於篡殺之誅，死罪之名，如其人，如其人”（莊存與：《春秋正辭·諸夏辭第五》卷七。）。因此，他解釋隱公七年，滕子卒，《春秋》書“滕侯卒”，隻是因為“以其子來朝，恩錄其父王者，所不辭也”（同上。）。從書法說，是“貴賤不嫌者同號”，“齊亦稱侯，滕亦稱侯”（莊存與：《春秋舉例》。），並沒有《公羊》學的孔子自己改製立爵，將滕子變為滕侯之義。所以，莊存與並不把《春秋》看成改製之作，而認為是一部撥春秋之亂、反聖人之道的著作：
《春秋》考成敗，錄禍福，譏世卿最甚。故曰：於其無好德，汝雖賜之福，其作汝用咎。以此為上帝之大禁也。（莊存與：《八卦觀象解下》，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