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正辭》與《春秋屬辭》
莊存與在《春秋正辭》的卷首就說：
存與讀趙先生汸《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為隱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尚賢，信古而不亂，或庶幾焉。
這說明，莊存與的《春秋正辭》是本於趙汸的《春秋屬辭》。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究竟二者的異同何在？從兩書各卷的名稱明顯看出，趙汸的著作主要是通過“屬辭比事”的方法，對《春秋》的筆法進行歸納總結，以說明聖人筆削的主要筆法，各種筆法的具體條例，以及《春秋》中哪些屬於聖人存策書之大體，哪些屬於聖人所削的部分。雖也有對《春秋》之義的闡發，但這並不是趙汸之書的主旨所在。而莊存與的著作雖然也有關於書與不書之類的筆法論說，但主要是以發明聖人大義為宗。他以《正辭》為其書名，包含有兩層含義，一是聖人所言微言大義皆正，二是他認為自己的發明得聖人大義之正。莊存與說：“《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佑啟我後人，鹹以正無缺，聖人之誌也”（莊存與：《春秋正辭·禁暴辭第七》卷九。）。《春秋正辭》之“正”，就取於此“鹹以正無缺”。所以，莊存與以《正辭》名其書，既是對聖人之道為唯一正辭的推崇，也是對自己探得聖人之道的自信與自詡。但是，莊存與與趙汸的書都不僅僅是闡釋《公羊傳》的，而是對《春秋》的闡釋，並於三傳都有所論及。因此，無論是趙汸還是莊存與，在其著作中都引三傳為說。隻不過趙汸取《左傳》以解史事，取《公羊》、《穀梁》以釋義，而莊存與在兼采三傳時，則主要據《公羊》為說。
莊存與講《春秋正辭》有兩個原則：
第一，“尊聖尚賢”。尊聖在尚賢之先，而不隻是講尚賢。莊存與說：“《春秋》樂道堯舜之道，察其所譏，堯舜之道存焉。”（莊存與：《春秋正辭·禁暴辭第七》卷九。）所謂堯舜之道即孔子所述聖人之道。又說“《春秋》用貴治賤，以賢治不肖”（莊存與：《尚書說》，第6頁。）。莊存與認為，唯有聖人才能盡合天道，完全體現天意，唯賢人能正確地體悟聖人之義；在人類社會中，隻有遵循聖人之道，實行賢人政治，才能使國治天下平，故應當尊聖尚賢。尊聖尚賢是《春秋正辭》立論的核心，而不隻是《春秋正辭》的“闡釋標準”。
即使從“闡釋標準”來說，也是尊聖在尚賢之先。莊存與說：“《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遊、夏不能主。是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聖人之法而已矣。”（莊存與：《春秋要旨》。）董仲舒、何休之說之所以為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多次引用，是因為他們的說法合於聖人之道；但是，莊存與又認為“止諸聖人之法”才是《正辭》的最高追求，所以，尊聖較之尚賢在莊存與的經學中更為根本，言尚賢而不及尊聖，則尚賢無所依憑，更不能盡莊氏之義。蔡長林在其博士論文《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四章中說：“深探聖人底蘊，扣緊三代之治及孔子欲回複三代理想這一目的而發揮經說，我認為方是存與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之處。”對包括《春秋正辭》在內的莊存與所有經學著作都應作若是觀。而且，莊存與所說之賢，即使從對《春秋》闡釋的角度說，也不僅包括兩漢的董仲舒與何休，而且包含孔子的後學七十子及孟子，甚至趙汸等人。僅僅以尚賢來論說莊存與的《春秋正辭》，未免不合莊氏之意；以尚賢僅指董仲舒、何休為代表的兩漢今文學更是遠離莊存與的本義了。
第二，“信古而不亂”。莊氏的信古之說，與尊聖尚賢的思想是互相聯係、一脈貫通的，是二而為一，一而為二的。他所謂古實指孔子所傳的堯舜三代古聖之道，隻有合於這一聖人之道的“古”，才可以不使人迷亂；其他任何所謂“古”，都不具備這樣的功用。兩漢今文經學所以為莊存與所取，也是因為它們合於這一聖人之道，而不是相反。況且，莊存與在《春秋正辭》中，所取以為說的不僅有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學，《穀梁傳》的今文經學，而且有《左傳》的古文經學；不但有漢人之說，也有宋人之說，如《春秋正辭·奉天第一》就兩引程子之說，《春秋正辭·誅亂第八》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就明言“本胡氏、陳氏”為說。所以說“莊氏所說的‘信古’，實則指兩漢今文學家所法之‘古’。他依照這一標準去尋求《春秋》辭句中蘊含的正確的義理”（陳其泰：《清代公羊學》，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62頁。）的觀點既非莊存與之義，也不合《春秋正辭》的實際。
二《春秋正辭》的經學思想
自漢代以後，解《春秋》者無不受到三傳的影響。或取《左傳》，或取《公羊》，或取《穀梁》；也有以某一傳為主，而兼采其他二傳；或是取史於《左傳》，取義於《公羊》、《穀梁》的兼采三傳。這種取舍，往往表明一部著作的傾向，也常常由此決定其思想內容。因此，探究《春秋正辭》的基本思想，首先應該了解《春秋正辭》對三傳的取舍。
1以《公羊》為主，兼采《左傳》、《穀梁》
莊存與在著《春秋正辭》時，對曆代關於《春秋》的解說有一個總的看法。他說：
舊典經禮，左邱多聞；淵乎《公羊》，溫故知新；《穀梁》繩衍，子夏所傳；拾遺補缺，曆世多賢。（莊存與：《春秋正辭·奉天辭第一》卷一。）
這四句話，涉及《三傳》與後賢解《春秋》的著作。在莊存與看來，《左傳》有多聞舊典之長，《公羊》可以溫故知新，《穀梁》對誤說多有彈正，後世賢人對《春秋》的傳說注疏可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由此來看，《春秋正辭》實際上對包括漢代以後曆代經學家的說法都有所取。同時，莊存與又認為曆代解《春秋》者，唯漢代所傳《三傳》最有所得，而以後的賢人隻是“拾遺補缺”，故《春秋正辭》多取三傳為說。如莊存與為了說明《春秋》隱含著聖人關於人君的“寖微寖滅”之義時，就引三傳為證：“穀梁子曰：‘諱莫如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有罪焉。’左邱氏曰：‘《春秋》之辭微而顯，誌而晦，非聖人孰能修之’”（莊存與：《春秋正辭·內辭辭第三上》卷三。）。類似引用《三傳》為說的現象，在《春秋正辭》中還有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