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誼會”為這些尋求退出“生產領域”的老年人提供了發揮個人“生產性價值”的機會。他們幫助公司的工作人員“做工作”（協助推銷產品），贏得員工的“尊重”和“愛戴”，而為受疾病困擾的同齡人介紹“效果好”的產品並給他們帶來健康贏得了他們的感激。老年人將此看做一件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事情，是一份“傳播愛心”的善事，是自己步入老年後個人價值的一種實現方式。
在加入“全民愛心健康工程”（H公司舉辦的一項主題活動）後我找到了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平台，證明了我不是沒有用的人，我作為一名愛心健康善使，還能為社會做點貢獻，去幫助那些飽受疾病煎熬的人使他們能脫離痛苦，這樣我就很開心，很滿足了。（B88，艾先生，上海，68歲）
為了強化這種價值感和榮譽感，廠商邀請一些成績突出的老年人在公司內部的幹部會議上發言，介紹“工作”經驗，頒發“榮譽證書”。老年人很重視這些發言，參會後都會非常興奮，感到自己受到重視、得到肯定，並“表態”一定會更加努力地“做工作”。另外，為了更好地讓顧客參與進來，JM公司建立了相應的顧客“組織”——“顧客理事會”，有總會、分會之分，還設立了秘書長、副秘書長、理事等職位，而“聯誼會”也就成為這些“組織”開展活動的場所。對有經濟條件和空閑時間的老年人群來說，參與“聯誼會”有著積極的訴求，使他們在單位解體後重新找回一種集體感和組織感。這與其“生命曆程”和所經曆的製度背景有關：曾經的單位製為他們提供了無所不包的蔭庇，因而使他們產生一種強烈的集體歸屬感，習慣了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組織。盡管有著共同的參與需求，但退休前不同的身份（黨員和非黨員、幹部和非幹部的普通人員）和本人不同的個性（外向者和內向者）也決定了他們重點選擇不同的參與方式。比如，具有黨員、幹部背景的更多地希望實現自我價值，他們把精力花在生產性參與上，並在“顧客組織”中擔任一定的“職務”。而更多的過去沒有幹部身份的離退休居民則選擇了文體、快樂、交際、情感作為聯誼會空間消費的主要內容。
參與可以促進共同體的形成和對空間的認同。在社會學視閾，空間被詮釋為一種身份認同與情感歸依的生成的領域。社會空間是一個實現身份認同、產生自我歸屬感、獲取情感歸依的場所。通過同一寄寓空間、相同類別人群的相似性的強化過程，或者寄寓不同空間的不同人群之間的差異性的社會比較過程，改造舊的認同規則或者發明新的認同基礎，培育對“我群”的認同，自我認同是建立在“自我”主體性的基礎上的一種對自己個性品質的知覺或自我概念的生成方式。自我認同是指“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為軸心展開和運轉的，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它圍繞著各種差異軸（性別、年齡、階級、種族、國家、地域和身份）展開，其中每一種差異軸都有一種力量的向度，人們通過彼此之間的力量差異而獲得自我的社會差異，從而對自我身份進行確認”。中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自我身份感喪失的同時，也在尋找新的認同形態和認同空間。空間是個人尋找社會地位、社會身份、情感歸依的場所，是歸屬感的天堂。通過老年人的交往性參與、表達性參與和生產性參與，“聯誼會”被建構成一個社會網（Social Network）或者是一個非區域性社區，這個社區雖然沒有明確的地理和空間範圍的限定，但存在人們相互間大量的社會互動以及在這種交往過程中所產生的感情和情操的聯結。
正如凡勃倫、齊美爾指出的，消費者是具有自我意識和識別、應變能力的行動者（Agents），他們能夠利用消費的符號體係建構自己的階級屬性和個人身份認同。有學者在研究宗教時指出，信教、參與宗教活動本身也在為信徒提供精神世界的同時為其創造了較為穩定且界限分明的社會交往圈，從而將參與者從有限的日常生活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提供了公共生活的可能。於是，經由公共物品、社交網絡、教育等一係列製度化的事實，信徒最為需要的時候獲致了心理上的支持，甚至物質上的資助。“團契中一次次的交流和分享，使得信徒們克服了恐懼與孤獨，體會到了上帝無所不在的注視下所帶來的內心的安寧與溫暖”。
同樣，對JM公司的聯誼會而言，盡管主觀上是完全以營銷為目的，但客觀上為老年人提供了一個身份認同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消費者獲得了社會支持、情感以及自我認同。大衛·哈維在《後現代性的條件》中說，“那些有力量指揮和創立空間的人，擁有必不可少的手段去再創造和增加他自己的力量。他們創造有形的空間、空間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間”“窮人和工人階級對空間沒有什麼權力，但有能力建立某種處境，在那裏，他們可以形成身份和意義”。對老人和病患者來說，JM公司以推銷為目的的“聯誼會”也許恰恰就是為他們提供了這種可能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