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山東士族已日漸衰落，而在山東士族衰落的同時，山東庶族地主卻在迅速崛起，並逐漸成為一股對政局具有重大影響的力量。李世民即位後，在他重用的大臣中，出身於山東庶族的占有很大的比重。李世民一朝任用宰相28人，除高祖時的舊相外，李世民自己任用了22人，其中山東人占了一半，共11人。他們是：高士廉、房玄齡、魏征、溫彥博、戴胄、李稽農、張亮、馬周、高季輔、張行成、崔仁師。這些人絕大多數出身於庶族。其中隻有高士廉、高季輔、崔仁師出身於士族之家。此外，岑文本、劉洎、王矽、褚遂良、許敬宗五人為南朝名臣之後。關隴貴族出身的則有長孫無忌、李靖、杜淹、杜如晦、楊師道、侯君集等。
由此可見，在人事任用上，除了關隴貴族以外，李世民可以說沒有吸收一個出身於一流士族家庭的士族人士加入到中樞核心機構中來，於是士族的政治地位由此大大衰微了。
這樣，紛繁複雜的士族，隨著曆史的變遷，起了變化。唐初統一時期，總的趨勢是大為削弱：“喬姓”早已沒落，“吳姓”逐漸衰敗，“虜姓”也今非昔比，山東“郡姓”亦“累葉陵遲”或“全無冠蓋”。新官與舊族的升降與沉浮既已發生極其明顯的變化，那麼甄別盛衰，重修譜牒，剔除一批衰宗落譜，補充一批當代新門，在李世民看來，已經是勢在必行了。再從皇家威望著眼，李世民甚至可以說已是急不可待了。
唐朝的統一和鞏固，使得李世民所謂的“遍責天下譜牒”成為可能，宗譜麵向全國，就又有了互相比較、彼此衡量的餘地。李世民選擇熟悉全國各自地區族姓的士族官員擔任這項工作，正是體現了他統一全國“譜牒以甄別盛衰”的政治意圖。如高士廉是山東地區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家庭；韋挺為關中首姓甲門；岑文本為江南士族；令狐德菜是代北古姓。四人分工合編，以便於對四麵八方的士譜進行統一排比。此外，還吸收了“諳練門閥”的“四方士大夫”參與其事，也含有便於天下統一的修譜需要。可見，李世民“遍責天下譜牒”的用意十分明確，就是要以統一時期的全國氏族代替分裂時期的各地士譜，對“累葉陵遲”的各地士族予以剔除，補充了“新官之輩”，以甄別盛衰。唐初，由於舊士族與新貴族之間在政治地位上有較大的差別，這使得姓氏譜牒混亂錯雜，沒有統一的標準，這未免使一些投機之輩為抬高自家地位，乘機偽造族譜，妄想假托先賢之裔。這些人大多是庶族地主。“考其真偽”即是得源於此，李世民想通過修訂譜牒來剔除偽姓，這裏麵其實也包藏著提高自己等級門第觀念的打算。而何為真偽，自由李氏王朝自己而定。另外，李世民在原詔令中讓臣下在修訂《氏族誌》時，要求“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這自然也是以當時各階層人士對李唐政權的順服與反叛為標準的。
如前所述，鑒於魏晉以來朝代頻換，臣下亂政的教訓，即位之初，李世民就開始大力宣揚忠君思想。並多次褒忠貶奸，在詔書中大肆闡引“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的君為臣綱思想。這次修訂《氏族誌》，李世民又提出以大臣對李唐王朝政治態度的順逆作為修譜進退的原則，無非就是為了通過修譜，揚親棄遠，建立一個死心塌地支持維護李唐政權的統治集團，以達到維護皇權的目的，此舉不能不說是李世民施行統治的一個極為精明的策略。
由上可見，修譜本身就蘊含著李世民極為迫切的政治要求，因此，當高士廉等人經過幾年的努力，編成《氏族誌》草稿，進呈給李世民時，出於重視，李世民開始仔細審閱。當看到把山東士族之冠崔氏幹列為第一等時，李世民甚為不滿，大發了一通議論：“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幸，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氏幹猶為第一等？”早在族譜修訂前，李世民就曾多做暗示，而高士廉等人卻沒有照辦，竟然仍舊沒把皇姓列為一等，而仍將舊士族的崔姓列為第一，如此一來，大大違背了李世民修訂族譜的初衷，這就難免會使他很不高興地加以斥責了。
說完上述那些話，李世民意猶未盡，他說： “我和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過去沒有恩怨，隻因他們累世衰落，又無人做官，還自稱士大夫，婚嫁時索要許多財物。有的人才學平庸而自命清高，販賣祖宗的名望，依靠這個發財尊貴。我不理解社會上為什麼有人看重他們？再說士大夫有才能有功勞的，做得高官，善於服侍人君和父母的，忠孝值得讚揚；有的道德高尚，學識淵博，這也足以立為門戶，可以稱為國家的士大夫。現在崔、盧這些人，隻誇耀遠世祖宗的尊榮，怎能比得上我朝的尊貴？公卿以下何苦送給他們那麼多錢物，助長他們的氣勢，隻圖虛名不顧實際，以結交他們為榮耀。我現在所以要考定氏族，是想樹立當朝官宦的尊榮，怎麼卻仍把崔氏幹列為第一等？我看你們沒有看重我給你們的爵位啊！不管數代以前如何，隻按現在的官名、人才劃分等級，一經量定就要永遠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