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貧困不是市場的產物，而是不公平的後果，富人對經濟資源配置的控製力是貧困的重要來源。正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有“經濟學良心”之美譽的印度發展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中所言：“繁榮過程自身就有可能成為饑荒的誘因。”
經濟學的靈魂是自由和公平，這也是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隻有去洞察窮人經濟學，還窮人以“起點公平”，才是經濟學家履行社會職責的方向。就像阿馬蒂亞·森在《作為能力剝奪的貧困》開篇說的那樣，“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他的這一思想已經被聯合國機構接受並發展為人類貧困指數概念。所以，對本不平等的窮人權利的再剝奪，這不僅有違人道主義的經濟學良心，也偏離了自由平等的經濟學主旨。唯有誠心誠意地去關注窮人經濟學，市場經濟才會更加健康、和諧。
故事佐證
正如舒爾茨所說：“如果你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那麼你就會懂得經濟學當中許多重要的原理。”經濟學如此，企業產品的市場定位也同樣如此。當你真正意識到窮人市場的重要性，並下大力氣去研究“窮人經濟”時，就會得到豐厚的回報。
可口可樂一直占據著中國碳酸飲料的霸主地位，所以，當初娃哈哈集團決定進軍可樂市場時，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娃哈哈意識到了窮人市場的重要性，於是，娃哈哈堅持低價策略，打響民族品牌，從而一炮打響。關注“窮人經濟”，以農村包圍城市，使非常可樂成為響當當的飲料品牌。
在中國，窮人市場十分廣闊。在我國13億人口中，8億人在農村。相比之下，農村消費水平較低，但農村人口的總體購買力絕對不容忽視。農村的低收入群體對低端產品有著巨大需求，低端產品可能利潤微薄，但巨大的消費群體仍有可能給企業帶來很高的利潤。對企業經營者而言，關注“窮人經濟”，善於從金字塔底層發現市場，提供窮人需要的產品和服務，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大多數景點往往是由於自然、曆史原因形成的，這就注定了景點的公益性。也正因為此，國家發改委曾要求景點門票價格調整應體現公益性。這裏，公益性就是窮人經濟學精神的體現。據稱，美國一張全國國家公園的通用年票隻要50美元，韓國景點門票價格一般在7元到20元人民幣，意大利最貴的景點門票價格也不足他們人均月收入的1%……其公益性質可見一斑。
溫總理在2005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推薦了“窮人經濟學”，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對於我國處理好工業化過程中的“三農”問題，搞好城鄉統籌，起了重要作用。有利於窮人的經濟增長是溫總理推崇的“窮人經濟學”中的一部分。2005年5月18日召開的東亞地區“有利於窮人的經濟增長”政策研討會上，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一位官員稱，2004年以來，我國采取了四大措施促進“窮人的經濟增長”，成績顯著。溫總理在2007年9月9日跟北京師範大學師生座談時，談到了“窮人的教育學”。他語重心長地說：“希望教育部門、學校和老師更多地關注貧困家庭和孩子。學校的大門是向人人開的。讓所有貧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學，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這就是窮人教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