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認為，做事情要如中國一句成語所說的“與其待時，不如乘勢”，許多看起來難辦的大事，居然順利地辦成了，就是因為懂得順勢的緣故。
要真正能夠把握自己看準的機會，使這機會變成活生生的財源。除了行動迅速，敢想敢幹之外，還要看清應當怎樣辦。實際上，這是一種比較綜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看準之外，還要看到種種條件的輔助或製約。這就是深一層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條件可以利用，哪些條件是限製性條件，心裏麵要有個底。
三國時，諸葛亮與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計就是“借東風”。其實，東風是現成的，關鍵在於會不會利用。我們且來看胡雪岩是如何“借東風的”。
胡雪岩為幫助左宗棠籌辦船廠和籌措軍餉向洋人借款成功，就是一個“借東風”的結果。胡雪岩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商引進資本的商人。而在他之前，政府還沒有此先例，且有明確規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借款。例如，曾是軍機首領的恭親王就曾經擬向洋人借銀1000萬兩用於買船，所獲批示是：“其請借銀1000萬兩之說，中國亦斷無此辦法。”這種情況甚至讓一向果敢有決斷的胡雪岩對是否能夠準向外商借款也心存疑慮，是左宗棠的一番關於當下時勢以及辦大事要懂得順應形勢而做的剖析使他得以堅定。
左宗棠認為，做事情要如中國一句成語所說的“與其待時，不如乘勢”，許多看起來難辦的大事，居然順利地辦成了，就是因為懂得順勢的緣故。同樣是向洋人借款，那時要辦決不會被批準，而這時要辦卻可能批準。這是順勢使然：一則那時向洋人借債買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難，朝廷大多數人不以為然，恭親王亦開始打退堂鼓，自然決不會再去借洋債。而此時洋人已經看出朝廷決心平定太平天國、收複東南財富之區，自願借款以助軍務，朝廷自然不會斷然拒絕。二則當時軍務重於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平定太平天國。為軍務所急向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會聽從。三則此時領銜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且平定太平天國有功而深得朝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的事，其分量自然也就不一般了。借助這三個條件形成的大勢，由洋人借款不辦則罷，一辦則準成。
事實的確如此，據史料記載，自同治六年（1867年）到光緒七年（1881年），以左宗棠西征籌餉為由，胡雪岩先後六次向外國銀行借款，合計金額達1770萬兩。向外國銀行借款利息為8厘，而胡雪岩以1分至1分3厘的貸款利息投入錢莊運營，以最保守的方式，即以胡雪岩僅純得利差額的三成計算。
曾紀澤《使英日記》中就談到：“十二月初二，葛立德言及胡雪岩之貸借洋款，洋人得息8厘，而胡道台（胡雪岩曾以捐納而得授道台，）極1分5厘，奸商謀利病民囊國，雖藉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此所記雖有不確，也有由作為曾國藩繼承人李鴻章與左宗棠之間的矛盾帶來的情緒化因素。但也的確揭示了胡雪岩向外國銀行融資而牟利的實情。
《清稗類鈔》中也談到：“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宗棠）倡借用外債，此為政府募集外債之始，委道員胡光墉主其事。……此項借債，劃出若幹為購買槍炮之需，債權者得兩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
左宗棠所說的勢，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種外部條件同時具備，即由恰逢其時，恰在其上集合而成的某種大趨勢。具體說來，這種“勢”也就是由時、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種可以促成“畢其功於一役”的合力。這裏的“時”即時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同樣一件事，彼時去辦，也許無論花多大氣力都無法完成。而此時去辦，可能“得來全不費功夫！”這裏的“事”即將辦之事。“一定的時機辦一定的事情，同樣的事情此時該辦亦可辦，此時也許不可辦亦不該辦。可辦則一辦即成，不可辦則絕無辦成之望。”這裏靠的就是分析問題的眼光。一件事不同的人會辦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兩個人，這個人辦得成的事情，另一個人卻不一定能辦成。還有一個是否“順勢”的問題。所謂乘勢而行，也就是要在恰當的時機選擇恰當的人去辦理該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