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年（1273年），《農桑輯要》刻頒，書中對“蒲萄”就有詳細描寫，表明元朝的葡萄栽培已達到了相當水平。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元朝廷供職，所著的《馬可波羅遊記》也記錄了不少關於葡萄園和葡萄酒的典故。在朝廷重視、官員帶頭、指導示範下，元朝實施對葡萄酒產業的稅收扶持、不禁葡萄酒、允許民間釀造且家釀葡萄酒不納稅等產業政策，使葡萄酒產業達相當規模、葡萄酒文化得到普及，葡萄種植麵積之大，地域之廣，釀酒數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當時，包括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寧夏、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青海湖以東地區和新疆東部）大麵積種植葡萄，另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成為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產地。由於蒸餾技術的發展，元朝開始生產葡萄燒酒（類似白蘭地brandy），《飲膳正要》對此有記載。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統治者用於宴請，賞賜王公大臣，還用於賞賜外國和外族使節。同時，大眾百姓也都享用、釀造葡萄美酒。有詩句為證，如何失的《招暢純甫飲》中有“我甕酒初熟，葡萄漲玻璃”，劉詵的《葡萄》有“露寒壓成酒，無夢到涼州”，丁複《題百馬圖為南郭誠之作》的“葡萄逐月入中華，苜蓿如雲覆平地”，王冕《大醉歌》中有“古恨新愁迷草樹，不如且買葡萄醅”，汪克寬的《秀上人飲綠軒》中有：“紺雲滿漲葡萄甕，青雨長懸瑪瑙瓶”，周權則在《葡萄酒》詩中詳細、貼切地描述了葡萄酒的釀製過程，並有“縱教典卻裘，不將一鬥博涼州”的詩句，年僅三十而卒的女詩人鄭允端在《葡萄》一詩中有：“滿筐圓實驪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園（即漢文帝的陵園孝文園）知此味，露華不應乞金盤”等佳句篇章。
除大量的元詩外，元代葡萄酒文化也融入文化藝術的其他各個領域，在繪畫中，如祖籍西域的丁鶴年有《題畫葡萄》：“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揮灑出天機。碧雲涼冷驪龍睡，拾得遺珠月下歸。”鮮於樞的《觀寂照蒲萄》，傅若金的《題墨蒲桃》《題鬆庵上人墨蒲桃二首》《墨蒲萄》，張天英的《題蒲萄竹筍圖》，吳澄的《跋牧樵子蒲萄》等，舉不勝舉。最有名的則是宋末元初畫家溫日觀，因他所畫的葡萄和畫法，世稱“溫葡萄”，鄭元佑在《重題溫日觀葡萄》中有生動的描述：“故宋狂僧溫日觀，醉憑竹輿稱是漢。以頭濡墨寫葡萄，葉葉支支自零亂”。
在元散曲中，也有很多關於葡萄與葡萄酒的文化藝術的表現。如，元代著名劇作家關漢卿在《朝天子從嫁媵婢》中寫道：“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元散曲家張可久，存留元散曲八百多篇，其《山中小隱》中：“裹白雲紙襖，掛翠竹麻條，一壺村酒話漁樵，望蓬萊縹緲。漲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團標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樹響風濤。先生醉了。”另外，在《酒邊索賦》《水晶鬥杯》《次韻還京樂》等散曲中也結緣了葡萄與葡萄酒。
8.明朝時我國葡萄酒產業發展緩慢，《本草綱目》對葡萄酒進行總結
明朝是我國釀酒業大發展的新時期，酒的品種、產量都大大超過前世。相比而言，葡萄酒則失去了優惠政策的扶持。明朝人謝肇製撰寫的《五雜俎》書中記載：“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密酒、樹汁酒、椰漿酒。”明朝時，葡萄酒已不及白酒與紹興酒流行，這在明朝的一些官方及民間文學中都有表述，特別是李時珍所撰《本草綱目》對我國葡萄酒產業的記述。
據《中國文明史》第八卷，農曆八月中秋節，明皇宮在進行賞月、拜月活動，聚吃月餅、瓜果時，就有專供帝後們享用的“大瑪瑙葡萄”，而且明代宮中儲藏葡萄的方法獨特：將這種瑪瑙葡萄盛放在瓷缸內，先著少許水，然後再將葡萄枝懸封之。據說這樣能將之保留到正月間。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卷三十中記載了我國當時栽培的葡萄品種有：“水晶葡萄，暈色帶白，如著粉，形大而長，味甘。紫葡萄，黑色，有大小兩種，酸甜兩味。綠葡萄，出蜀中，熟時色綠，至若西番之綠葡萄，名兔睛，味勝甜蜜，無核則異品也。”
特別是明朝李時珍所撰《本草綱目》藥學專著，對十六世紀以前我國葡萄酒的釀製與功效等方麵做了概括與總結，主要有：在葡萄酒釀造工藝上，分為自然發酵、加酒曲發酵與燒酒釀製法，自然發酵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蜜、蒲萄等色，凡作酒醴須曲，而蒲萄、蜜等酒獨不用曲”，“葡萄久貯，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蒲萄酒也”；加酒曲發酵則“取汁同曲，如常釀糯米飯法。無汁，用葡萄幹末亦可”；燒酒法釀製葡萄酒是“取葡萄數十斤，同大曲釀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紅色可愛”，似如今的“葡萄白蘭地”酒。在葡萄品種及產地上，表現出葡萄酒質量的不同：“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葡萄）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在葡萄酒後處理上，表明經冷凍可提高酒的品質：“八風穀凍成之酒，終年不壞”，久藏的葡萄酒“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獨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在葡萄酒的保健功能上，認識到釀製的葡萄酒，能“暖腰腎，駐顏色，耐寒”；而葡萄燒酒則可“調氣益中，耐饑強誌，消炎破癖”。
李時珍總結、提出的這些見解，都被現代葡萄酒科學理論與實踐所證實，是當時中國葡萄酒工藝技術、曆史文化的精辟總結，也是世界葡萄酒曆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9.清末民國初期——我國葡萄酒業發展的轉折及近代葡萄酒生產的開始
清朝，是我國葡萄酒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尤其是清末民國初，張裕葡萄酒公司的創辦，預示著我國近代葡萄酒產業的開始。
首先，清初由於西部環境的穩定，葡萄種植的品種增加。據《清稗類鈔》：“葡萄種類不一，自康熙時哈密等地鹹錄版章，因悉得其種，植渚苑禦。其實之色，或白或紫，有長如馬乳者。又有一種，大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有一種小者，名瑣瑣葡萄，味極甘美。又有一種曰奇石密食者，回語滋葡萄也，本布哈爾種，西域平後，遂移植於禁中。”
再有，由於海禁的取締，清朝後期葡萄酒的品種也明顯增多。除國產葡萄酒外，還有多種進口酒。據《清稗類鈔》：“葡萄酒為葡萄汁所製，外國輸入甚多，有數種。不去皮者色赤，為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為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別有一種葡萄，產西班牙，糖分極多，其酒無色透明，謂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複。”
又據清《西域聞見錄》載：“深秋葡萄熟，釀酒極佳，饒有風味”。“其釀法納果於甕，覆蓋數日，待果爛發後，取以燒酒，一切無需麵蘖。”以此生產葡萄蒸餾酒。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雜詩之六相忘》寫道：“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綠煙飛蛺蝶，金鬥泛葡萄。失藪哀鴻叫，搏空黃鵠勞。篷窗漫抒筆，何處寫逋逃。”表明葡萄酒是清朝上層常飲的樽中之物。
到清末時，由於國力衰敗，戰火不斷，人們溫飽難求，葡萄酒業隨之頹廢敗落。直到1892年，愛國華僑張弼士先生，在中國煙台芝罘創辦了張裕葡萄釀酒公司，建造了葡萄園和葡萄酒廠，從西方引進優良葡萄品種、機械設備、釀酒工藝與生產方式，聘請西方人擔任釀酒師，並將釀酒容器由甕改為橡木桶，成就了近代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營建的葡萄酒企業，拉開了中國葡萄酒工業化的序幕，釀酒技術也上了新的台階。
10.中國葡萄酒在近代的曲折發展及改革開放後30年的突飛猛進
張裕葡萄酒公司的建立，預示著我國近代葡萄酒生產開始起步。1912年，孫中山先生曾親臨張裕公司，題寫了“品重醴泉”四字，給予很高的褒獎。康有為曾下榻張裕公司，賦詩：“淺飲張裕葡萄酒，移植豐台芍藥花。更複法華寫新句，欣於所遇即為家。”1914年，張裕公司正式出酒，即在當年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獲得最高優質獎章。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張裕所產的紅葡萄酒、白蘭地、味美思，以及用歐洲著名優良葡萄品種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納”葡萄酒等榮獲金質獎章，自此，中國煙台葡萄酒名聲大振。
此後，青島、太原、北京、通化相繼建成葡萄酒廠，這些廠的規模雖都不大，大部分由外國人經營，生產方式落後，但表明我國葡萄酒工業已初步形成規模或體係，葡萄酒的消費市場也逐步擴大。然而，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帝國主義的摧殘，官僚資本的掠奪，葡萄酒工業日漸蕭條、暗淡，葡萄酒業難以生存，連張裕葡萄酒公司也難以為繼，於1948年宣告破產。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葡萄酒工業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保存下來的葡萄酒廠及其年產量：吉林通化為39噸，長白山為23噸，北京為20噸，山東煙台26.4噸，山東青島4.5噸，山西清徐2.9噸，6個廠總計年產葡萄酒115.8噸（折合全汁葡萄酒產量為84.3噸）。在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間，就對許多解放前的老廠進行了擴建、改造，提高了質量，擴大了品種，增加了產量，並在沙城、鄭州、民權、蘭考、連雲港、宿遷和安徽蕭縣、碭山等地新建、擴建了葡萄酒廠。
20世紀70年代中期，河北沙城酒廠（即現在的中糧長城葡萄酒公司之一）率先研製出我國第一批幹白葡萄酒，並在1979年全國第三屆評酒會上榮獲金獎，1983年倫敦國際第14屆評酒會上獲得銀獎，開創了中國幹型葡萄酒的先河，使中國葡萄酒業邁上一個新台階。
經過新中國近六十年的發展，我國葡萄酒總產量也由新中國成立前的260噸，發展到1976年的2.67萬噸，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發展到1979年的6.5萬噸，1985年的23.2萬噸，2006年的49.5萬噸，2007年達到66.5萬噸，同比增長37%，創曆史最高水平。2005年我國已躋身全球十大葡萄酒總量消費國之列，但人均葡萄酒年消費量僅有0.5升，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2，歐洲高水平國家法國、盧森堡等國人均年葡萄酒消費量55升的僅1/100。據估計，2006～2011年間，中國葡萄酒消費量有70%的增幅，比世界平均增幅快6.5倍，突顯出中國葡萄酒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及迅猛發展的強勁勢頭，呈現出我國葡萄酒行業厚積薄發、前所未有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