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那樣記住了女孩的名字，從來都沒有再忘記過，他在那家旅店住了下來，問了前台，他才知道，有很多鎮裏的考生都要到縣裏來考試，因為要考三天，所以基本都會住在縣城。那幾天，他白天和之前一樣在學校附近徘徊，不同的是，他開始下意識的尋找那個女孩，哪怕隻是匆匆一瞥也好，隻要再見到她那充滿活力的樣子——那他這輩子都不可能擁有的充滿活力的樣子，他就知足了。可是，一直到中考結束都沒有再見到她。
後來便是他沮喪的回家和更加嚴密監控下的禁足。
終於有一天，他在一本雜誌上再一次看到了那個女孩的名字，而那本雜誌剛好是媽媽工作的雜誌社出的，他連哄帶騙的讓她媽媽幫他拿到了那個女孩的投稿信，一共有5首詩，厚厚的信紙裏有很詳細的自我介紹，讓他確定了她就是他要找的那個女孩。他說那個女孩就是我。
於是他便很快的寫了一封信，但是在反複閱讀之後，他開始猶豫，他覺得沒有人會願意和他這樣的一個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人做朋友，他狠狠的撕掉了那封信，開始編造一個自己期望著的自己。
他從不奢望事業有成，也不奢望自己有多麼大的出息，他隻想過正常人的生活，如果他是一個正常人，他應該就是會那樣，普普通通的和所有人一樣高中畢業，畢業之後就接受父母的安排做個清閑的公務員，有一群閑散又八卦的同事，有一個機車又頑固的上司。
但是他應該有一個夢想，那個夢想應該是有朝氣又有活力的，於是他說他想要當兵，因為軍人是最有力量、最有活力且滿是榮耀的職業，作為他的夢想再合適不過。
他寫下這些期望，寄給我，每每收到我的回信時，就好似真的成為了那個期望中的他一般。但與此同時，他越發開始覺得孤單的呆在房子裏的那個自己是那樣的不值一提，於是便有了那個想象中的姐姐，疼愛他，聽他閑扯，也接受他的珍惜和愛護。
他說：本來一切都會這樣繼續下去。可是上天卻要因為他撒的這些謊而懲罰他了，他的病惡化了，他的時間不多了，這四個月他都在重症監護室裏半夢半醒，他還說在他的夢裏，他見到了我，我還穿著那件白裙子，快樂的向他跑來，可是卻突然變了臉，罵他，說他是個大騙子，要和他絕交。
於是他硬撐著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寫下了這封信。他不求我原諒他，隻是想告訴我真相，他說：人總不能背著“大騙子”的罵名死去。
讀完信之後，我的心情很複雜，我第一次知道，欺騙竟然有著這樣多重的含義，竟然有著這麼多層的外衣，竟然可以讓人如此的心痛又無可奈何。我沒有他的電話，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有的隻是一個終結於一個郵政局信箱號的地址和兩年多來他寫給我的一百多封信。
我匆忙的攤開信箋，可是卻不知道要如何落筆，撕撕畫畫，最終，我隻寫下了自己的聯係方式和：“我想見你，請聯係我”這幾個字。有些東西我還不知道要如何分辨，但如果我不快一點見到他，我怕自己會後悔很久。
在焦灼的等待了一周之後，我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他說他是鬱先生，自然到像是在報自己的真名似的。
他說他想讓我當他一天的向導，他要來伊寧市，想讓我帶他去幾個他想去的地方轉轉。我問他病怎麼樣了？他說如果不好醫生是不會放他出來的。我便答應了下來。但並沒有確定日期。
在一個周末的早晨，我又接到了他的電話，他已經在市內的酒店裏住了一個晚上，他讓我去酒店接他。
我到的時候，他站在酒店大堂的落地窗口，清晨的陽光從窗口灑進來照在他雪一樣白的皮膚上，讓他籠罩在一圈光暈之中。我幾乎已經記不清他臉龐的輪廓了，卻記得他背著光麵向我對我說：我老遠就看到你了，你總是那麼特別。
我笑著，從包裏拿出一本《哭泣的駱駝》遞給他，我曾在信裏說過我喜歡三毛的這本書，他說他一直想看卻一直都沒有買到，後來我在書店裏見到就買下來決定送他。他看到我遞給他的書愣了一下，但很快又笑了笑接了過來。
我們去了西公園——那個我們那個年代裏每一個在伊犁長大的孩子都會去的地方——他說他是第一次來。我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周圍很吵，他像個孩子一樣東望望西望望，我告訴他我小時候和家人一起來這裏玩時的場景，他聽的很認真，仿佛要記住我發出的每一個音節。
時間不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