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義熙六年（公元410年）
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以優詔征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群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眾，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禦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要搞城市化建設，把地方郡縣的豪門大戶往都城遷，這和現在有些國家搞投資移民的本意差不多。我們歡迎您，隻要你丫帶錢來。當然拓跋嗣還有一個更堂皇的理由，這些豪門大戶在鄉下欺負平頭老百姓，不如都搬遷到我眼皮底下，這樣也緩解基層的階級矛盾。
中國人是不願離鄉背井的，是所謂“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
窮人不願拆遷，是因為窮人最後可依賴的就是窮親戚窮朋友，一拆遷這最後的保障哪怕是心理保障也沒了；富人亦然，離開熟人熟地熟悉的關係網，也同樣沒有保障，也不能繼續發展。
拓跋嗣的拆遷計劃遭到了反抗。“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群起。”
由此想起一個成語“五陵年少”，白居易《琵琶行》中有：“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五陵是漢代五個皇帝的陵墓，即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漢代皇帝建陵，都要把全國的富戶遷徙到陵區建設高檔社區，皇上死後嫌寂寞，便將墓園作樂園。五陵年少就是陵區投資移民的富二代，白居易的詩描寫的是富二代爭做名藝人粉絲的現象。
中國的富人更宜在家鄉發展。曾和一朋友聊天，說到廣東摩托車企業的狀況，他說老板們都做房地產了。他特意補充道，這些民營老板都在本地搞房地產，精力和資本都花在樓盤上，但是他們做房地產和萬科不一樣，他們也不想做品牌，隻是因為和當地政府有關係，拿地容易，以他們的資本和能耐，他們離開當地是做不了房地產生意的。
在權貴經濟體製下，科技不是第一生產力，人脈才是第一生產力，在基層縣、鎮的房地產市場，品牌資本進不來或不願意進來，關係資本則暢行無阻，官商一家人，權錢魚水親，民營資本被權力侵蝕以後，和大國企一樣，創業精神和商業精神漸漸缺失。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中國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僵化時代，這不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僵化”，而是後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僵化”，全國從上到下缺乏活力，人人都想著鑽營來改善生活，創造創意以及創業都艱難異常。
拓跋嗣和很多帝王一樣，要把富人搞窮，當然打擊的是沒有政治背景的富人，表麵上好像創造出來一個均貧富的社會，實際上隻是為了維護自己統治的穩定。
拓跋嗣的遷徙遭到了“豪右子弟”的反抗，引發很多集體事件，怎麼處理？古人的思路和今天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拓跋嗣說：“我的本意是要為民除弊，但是地方官員不給力（中央是永遠正確的，這也是中國定律之一），所以影響了穩定。我的意思是對參與動亂的年輕人一律予以大赦，這樣可以繼續和諧，諸位以為如何？”
有個叫侯屈的說：“草民動亂，不把問題的性質搞清楚，一律大赦不好，不如首惡必辦，脅從不問。”這個政策好啊！一個政策好不好，關鍵看它能不能流傳到永遠，鑽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這個政策流傳至今，證明它是鑽石級的。
又有個叫崔宏的說：“政府不能總是和老百姓較勁，不要單純為了麵子而采取強硬政策，‘首惡必辦，脅從不問’既達不到戒惡的效果，也達不到寬恕的效果，反而會培訓國人投機的心理。我的建議是一律寬恕，如果大赦以後還有不從，咱們再嚴懲。”
其實崔宏的辦法現在也常用，政府經常三令五申，但是信奉機會主義的中國老百姓經常沒反應，忽然來真的了，出頭的椽子必須要爛，總有一部分人先倒黴起來。
政策很模糊，對策要小心，任性的權力培育了投機的國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