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義熙六年（公元410年）
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麵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逾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托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需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吊伐而盡坑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複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南燕皇帝慕容超身世坎坷，按說應該是個有為的君主。但是，權力場上的人物，家庭出身不能決定其人品性格，個人的身世經曆也不能決定其性格人品，因為權力有極強的重塑能力，居移體，養移氣。做官久了，人性要變；做皇帝久了，人性也要變。
慕容超做了皇帝，寵信一個叫公孫五樓的人，對“太樂諸伎”興趣日濃。這應該是一個宮廷歌舞團，規模龐大，有上千人。慕容超從後秦跑出來，老娘和老婆還在秦王姚興手中，慕容超派人交涉，希望秦王放回他的家眷。姚興可能早就知道慕容超歌舞團的盛名，於是把它當成了交換條件。慕容超還不錯，用一千兩百人換回了老娘和老婆。
但是，此君一日不可無樂以及伎，所以他決定派兵南侵，打算搶掠一批晉人補充自己的歌舞團，這是一個很有創新意味的戰爭理由，他的行為觸惱了找不著北伐理由的劉裕。
劉裕知道，自己的前途係於軍隊，軍隊的前途係於北伐，軍隊的勝利是政治的資本，這在當時已經是人盡皆知的明規則。
劉裕在慕容超配合下名正言順地出征了。從基層一天一天打出來的劉裕，比桓溫更有戰術修養，他一邊前進，一邊築城，確保軍需供應以及完全控製回撤的路線。從京口到廣固（南燕的京都，現在山東青州），有一個叫大峴的關隘，南軍過則過矣，慕容超的寵臣公孫五樓也不是飯桶，他提醒慕容超扼守此隘。慕容超估計正在忙於培訓歌舞團的新人，對寵臣的話也不聽，遇到不負責任的皇帝，不論負責任的諍臣還是寵臣，都拿他沒法。
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即使如此，戰爭還是持續了數月，劉裕最後攻下廣固，俘虜了熱愛音樂熱愛歌舞（尤其可能是大型團體操，否則怎麼需要上千人）的慕容超。
文藝青年慕容超被俘以後神色自若，遙想薩達姆，近思卡紮菲，咱就知道落到敵人手裏能做到神色自若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情。慕容超把母親托付於劉牢之的兒子劉敬宣，小劉在桓玄主政時投奔慕容德，和慕容超應該熟識。及到劉裕主政，劉敬宣又回來了，對劉裕來說，劉敬宣是老首長的兒子，香火情是有的。
廣固久攻難下，劉裕破城之後有屠滅鮮卑人的打算，被部將韓範勸下。但是他仍然大開殺戒，殺了南燕慕容家族王公以下三千人，並將其婦孺萬餘口沒入奴籍，賞予自己的手下。
司馬光由此批評劉裕，“跡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說他連胡人都不如，所以司馬光更由此判定“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
劉裕不能統一中國，恐怕不光是這個原因，這個恐怕也不能成為重要的原因。民族戰爭中，仇恨相互激發，快意殺戮是一種集體意識，劉裕不能跳出這個曆史局限。另外，劉裕不論留在北方還是守不住返回南方，大量在漢人中心區的鮮卑人存在，都不能讓他放心，施予仁義懷柔同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非短促可以成就。苻堅倒是懷柔異族，但他施仁義卻並未受其益，大局沒有控製之前，一片混亂之中想和諧敵我，恐怕很難成為劉裕的選項。假使劉裕是個有曆史感的人物，有遠大誌向，他也知道逆取順守的道理，當其時也，屠殺是逆取，取到再仁義。形禁勢格，保證自己安全是第一位的，司馬光這麼泛泛批評劉裕不講文明，也就是泛泛而已。
人類的文明是一個過程，最近我們看到卡紮菲同誌不幸罹難，這也罷了，罹難還遭受了N多的淩辱。說來也是一國之君，戰爭之中淪入亂卒傖夫之手，隻能說老卡一來命不好，如像老薩那樣淪入美國大兵手裏還能稍有體麵，二來他確確實實沒想好死法。墨索裏尼暴屍街頭，希特勒看到了電影紀錄片，前車可鑒，於是把自己的死安排得很妥帖。老卡以為最壞不過像薩達姆，搞不好還能到海牙混幾天牢飯，但是沒想到最後暴死於讀過綠皮書的利比亞年輕人手裏。
有媒體評論說，卡紮菲的死法是北約的恥辱，其實北約有的是托詞，西方諸強對逆取順守更有心得，何況後殖民時代，已經不流行守了，既然不守，還管他順耶逆耶。
卡紮菲誰也不能怨，要怨隻能怨自己在位時沒有抓好精神文明建設。